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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流氓朝钟鼓楼下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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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流氓朝钟鼓楼下走来。凶多吉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许多成年人来说,仿佛不过是昨天的事。由于这场长达10年的动乱扭转,切断了大量过去正在发展中的事态,所以,当动乱过去,人们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接续以往的线索时,往往不得不把这10年暂时当做一个空白,就仿佛时间到了1966年夏天突然冻结,而到了1976年秋天,才又复苏似的。前几年报纸上时常把实际早已超过35岁、乃至逼近50岁的作家称作“青年作家”,便是一例。因为人们——包括他们自己——都觉得他们的实际生命,需要从实际年龄中扣除掉一个“10”。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到1982年却已经整整16岁,并且经历了他个人生活史中的幼年、童年、少年等阶段,而开始向青年时代演进。他们静悄悄地生长着。

    现在那其中的一个,便在鼓楼前的大街上从南朝北走。

    他的名字叫姚向东。和他同龄的人之中,有许许多多的向东,卫东,立东,颂东(还有卫彪、学青之类,不过都迅即改掉了)……在他们上幼儿园的时候,阿姨教给他们“打倒叛徒内奸大工贼”的歌谣;在他们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老师又给他们讲刘少奇爷爷的丰功伟绩。在“开门办学”的日子里,他们参加“迈社会主义步,堵资本主义路”的活动,老师为提高他们的觉悟,组织他们看电影《青松岭》,回来开会批判电影中那个搞“自搂”的钱广;而在初中毕业的前夕,“分数挂帅”的浪潮汹涌澎湃,老师为了让他们尽可能考上“重点高中”,锻炼作文的能力,又组织他们看了电影《柳暗花明》,回来写观后感,批判极“左”路线对农民合理愿望的粗暴践踏……原来社会向他们灌输“爱情”和“金钱”是羞耻的观念;如今社会上充斥着无处不见的“爱情”,并且通过对“万元户”的宣传,使他们懂得了钱越多越光荣的道理……小小的年龄,贫乏的经验,尚未发育完全的中枢神经系统,承受如此巨大的、频密的、戏剧性的大转折,他们会产生一些什么问题,出现一些什么心态,导致一些什么后果?似乎我们的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一时都还来不及进行细致的专题研究。在我们的社会生态群落中,不管你对他们这一茬人忽视还是重视,反正他们无止息地生长着、活动着。

    话说姚向东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羽绒登山服,双手插在登山服的斜兜里,咽着唾沫,百无聊赖地从南往北走。

    他是被从家里轰出来的。起因,便是他穿在身上的那件登山服。

    姚向东的父亲,20世纪60年代末从部队转业到区级机关当保卫干部,对姚向东一向是管束得很严的。在姚向东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向他灌输着“长大参军当兵”的意识;母亲是机关的打字员,自然也盼着姚向东快快长大,快快入伍,她为姚向东缝制了仿国防绿的小军装,衣领上还缀以红布仿制的领章,自然还有小小的军帽,帽子上别着真正的红五星帽徽——是姚向东父亲从老战友那里,特意为儿子要来的。一直到十来岁左右,姚向东内心里充盈着这样的优越感、自豪感和自信心——“我爸当过解放军,我长大了也要当解放军!我爸有的是老战友,只要我长大,我爸一句话,我就能当上兵!”

    姚向东刚上小学的时候,放学的路上,遇见过小流氓抢帽子的场面——一个戴着国防绿军帽的中学生在人行道上走着,突然一个小伙子骑着车飞快地窜来,经过那中学生身边的一瞬间,伸手抓走了他头上的绿军帽;中学生叫喊时,骑车的人已然拐进了前面的街巷中,不见踪影。这惊心动魄的场面,即使姚向东隐隐觉得抢帽子的人真“盖”①,又使他进一步意识到一切与“国防绿”有关的东西的珍贵。

    可是姚向东上到小学四年级以后,周围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流氓们不再抢国防绿军帽了,并且中学生们也都渐渐不以穿绿军制服、戴绿军帽为时髦。少年儿童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流行穿一身蓝——蓝制服、蓝裤子,配一双雪白的球鞋,仿佛那便是“帅”字的体现。冬天,开始时兴戴栽绒帽子,穿皮夹克——没有真皮的,人造革的也凑合。小流氓们又抢开了栽绒帽子。又一个冬天,栽绒帽子过时了,剪羊绒帽子方兴未艾,小流氓们的抢劫目标又一次转换。到1982年的这个冬天,登山服开始流行。似乎再没有人盼望着参军当兵。功课上有点希望的,盼望着考上大学。像姚向东这号小学毕业后没能考上重点中学,初中毕业后又没能考上重点高中,而功课又越来越差的少年,既不再艳羡入伍当兵,考大学又明摆着毫无希望,毕业后更势必要待业家中,心中便不免茫茫然,没着没落。

    对于儿子的管教,姚向东父母倒也一直没有放松。尤其是父亲,见到儿子不争气的表现,除了一顿急风暴雨般训斥,气急之时,甚至脱下鞋子,用鞋底乱抽乱打——往往要做母亲的一边遮拦,一边哭喊,方才罢休。教子无效,方法不妥固然是一个因素,而本身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的不理解不适应,牢骚满腹,苦闷难遣,当着儿子讲怪话,却又不许儿子说怪话;儿子提出问题,回答不了,便拿儿子撒气;对儿子讲的道理越来越抽象、干瘪……是令儿子不服管教的更主要的因素。儿子在父母的面前,渐渐变得虚伪。

    姚向东所在的那个学校,是所“非重点”中学,老师们——尤其是班主任——工作还是相当努力的。一方面,他们花大力气把一部分尚有学习积极性的学生调动起来,让这些学生在题海中苦航,争取能爆出冷门——考上大学,既为学生们自己争气,也为学校争光,倘若这样的学生逐年增多,那么,他们这所中学便有希望进入“重点”的行列;另一方面,他们也想尽各种办法把姚向东这号的“后进生”管束起来,让他们在校内不至于吵闹,在校外不至于被派出所拘留。不过,由于教育从来不是万能的,而他们对姚向东这号学生的管教又未免失之于粗糙,姚向东在老师们面前,也渐渐变得虚伪。

    这天中午,临到吃饭的时候,姚向东母亲才发现,儿子身上穿的那件登山服,并不是她给他买的那件腈纶棉的,而俨然是羽绒的——尽管颜色很相近,衣兜和风帽的样式也相差不多。她不禁问道:“怎么回事?你这衣服哪儿来的?”

    姚向东满不在乎地说:“跟同学换着穿的。”

    母亲训斥说:“哪有换着穿的道理?人家这件是羽绒的,比你那个贵上一半,你给人家穿坏了,咱们怎么个赔法?你那件腈纶棉的穿着不是一样暖和?干嘛非追求时髦?”

    偏这时候姚向东父亲从里屋走了出来,一听,一看,不禁怒火中烧。姚向东原有一件棉袄,是用父亲过去的军棉袄拆洗改做的,姚向东套着蓝制服穿了几天,便吵着要换件登山服,说什么:“现在谁穿这样的破棉袄?我们同学个个都有登山服!”当时虽然生气,倒也没有发作。确实,如今中小学生穿登山服的很多,家长们似乎都挺有钱,有的更给孩子买真正的皮夹克穿。比起来,自己和姚向东他妈大概是家长中最穷酸的——两人都在事业单位,干拿工资,没有一点外快,负担又重——双方都得按月给老人寄钱,姚向东的姐姐刚从幼儿师范毕业,分到幼儿园工作,还没转正,仅能自给自足;这么个经济情况,姚向东吵闹着要买登山服,他母亲自然只能是给他去买件腈纶棉的,没想到这小子现在越来越不知足,竟把同学的羽绒登山服弄来穿在自己身上,这简直是贪得无厌!

    姚向东父亲一见姚向东穿着别人登山服的那副赖相,便忍不住大喝一声:“不要脸!你给我脱了!”

    母亲忙上去拦住他,劝慰说:“你的血压!你先别急,慢慢给他讲道理!”又扭头冲着姚向东说:“还不快跟你爸认错!吃完饭,你就去跟人家换去。听见了吗?”

    姚向东觉得母亲是在护着自己,有恃无恐地坐到饭桌前,嘟囔着说:“什么不得了的!我们净换着穿。”说着便拿起了筷子……

    父亲一见,越发怒不可遏,使劲一顿脚,宣布说:“你别吃饭!我这个家不养你这号少爷!你滚!”

    姚向东便站起来,耸耸肩膀,转身走出了家门,对于背后传来的父亲和母亲那纠缠在一起的喊叫声,几乎是完全无动于衷。

    姚向东一通儿瞎转悠。在什刹海前海小花园里,他挤到亭子边听了听戏——那里常有一些市民聚集清唱京剧,姚向东感兴趣的自然不是京剧本身,而是那些拉琴、唱戏的人那种逗哏的模样;又到什刹海前海的冰面上,霸道地“借”一个同龄人的冰鞋,溜了一阵野冰;忽然感觉饿得难受,便下意识地来到了鼓楼前的大街上。

    鼓楼前的大街,即地安门外大街,从南到北分布着不少的饭馆。从历史上看,北京著名的饭馆,大部分布在南城,又尤其是前门外一带,除所谓“四大兴”——“福兴居”、“万兴居”、“同兴居”、“东兴居”——而外,如煤市街的“致美斋”,大栅栏的“厚德福”,陕西巷的“醉琼林”,韩家潭的“杏花春”等等,也都颇为著名;当然西城、东城也有一些数得上的饭馆,西单一带曾有包括“大陆春”、“新陆春”、“同春园”、“淮阳春”、“庆林春”、“鹿鸣春”、“四如春”、“方壶春”在内的所谓“八大春”;西四南有“同和居”,西华门外有“万福楼”,东城隆福寺街有“福全馆”,东四北有“同和楼”;北城一带,据说清末民初烟袋斜街内的“庆云楼”,白米斜街内的“庆和堂”,什刹海畔的“会贤楼”,都曾盛极一时。到了1982年年末,南城、西城、东城的饭馆虽有不少变化,一流的大饭馆仍保留了不少,而北城,又特别是钟鼓楼一带,除鼓楼边上的“马凯餐厅”和银锭桥头的“烤肉季”较为著名而外,大都沦为一般。不过,虽然如此,那鼓楼前大街上饭馆的种类却颇为齐全。过去有人把本世纪初的北京饭馆分成几类:只卖包子、饺子、馄饨、馅饼、米粥之类的切面铺;只卖猪肉、羊肉菜肴的“二荤铺”;标榜“应时小卖,随意便酌,四时佳肴,南北名点”的小馆子;供应小型宴饮的中等饭庄;饭店、酒楼、会堂合为一体的大饭庄;经营西餐的“番菜馆”;总计七种。除后两种暂付阙如外,前五种在如今的鼓楼前大街上都还存在,并且每种之内又还有所变化。

    16岁的姚向东自然绝不会知道,也不会探究鼓楼前大街上饭馆的盛衰增减,但是,由于他感到饿了,所以,当他无目的地从街南朝街北走去时,他的嗅觉却有意识地捕捉着从那些饭馆中逸出的气息。

    在这条大街最南头,马路东边十字路口拐角处,有一家门面颇大,品种颇全的国营小吃店,还有一家门面极小、专卖“褡裢火烧”的个体小吃店。按说姚向东既然肚子饿了,搜索出他衣裤兜里的所有“钢儿”①来,还是能从那两家买到足以果腹的食品的,但姚向东此刻却没注意到它们——他走在大街西边,西边十字路口拐角处是新开张不久的“天津狗不理包子铺”,大约刚有一屉三鲜馅包子出笼,从那包子铺里飘散出好一股诱人的暖烘烘的香气。姚向东不由得登上包子铺面前的台阶,隔着门玻璃朝里面望去。嗬,怎么那么多的人,坐着的还没吃上,背后已经站着等座儿的人,饭桌上堆满盘子、筷子,也没人及时地收拾。从饭堂深处飘出一阵阵像雾一样的白气,好闻真是好闻,可谁有耐心进去排队买票、等座儿?何况把兜里的钱全掏出来,说不定还买不下二两——姚向东想到这儿,叹了口气,跳下台阶,继续朝前走。

    往前,过了“光明药店”和“长青轻纺服务部”,有个“露明园馄饨馆”,里头人倒不多,姚向东却吹着口哨管自走了过去。他可不稀罕馄饨。他想吃正经的炒菜。怎么才能弄到一张“钢铁”①呢?如果能弄到一张“团结”②,那就更“盖帽儿了”。不知不觉他已经走过了白米斜街,走过了“虹光服装店”和“北京文物商店收购部”,并且走过了后门桥,来到了“合义斋”饭馆门前。正当他朝饭馆大门走去时,忽然传来了一声尖脆的呼唤:“小拽子!”③

    那自然是叫他。姚向东扭过头去一看,原来是同班同学,外号叫“阿臭”的,骑着辆亮闪闪的二六小女车,捏闸停在了马路边。

    姚向东便走拢去同阿臭搭话。

    阿臭是个圆脑袋、圆身子的胖小子,戴着一顶剪绒帽子,穿着一件式样新颖的皮夹克。他咧开大嘴,依旧尖脆地问:“小拽子!你他妈的跟这儿踅磨什么啦?”

    “小拽子”即姚向东,一把抢过阿臭的剪绒帽子扣到自己头上,喜出望外地说:“你丫挺的,管他妈什么闲事!你这他妈是到哪儿‘拍婆子’去?”

    阿臭伸手去够小拽子头上的帽子,小拽子躲闪着。阿臭不满地说:“你他妈的骗了‘小羊子’的这身衣服还不够,又他妈的跟我犯贱来了,还我!我他妈的还有事呢!”

    小拽子便趁机要挟说:“我他妈的还没吃饭呢,你丫挺的管我饭钱,我就还你帽子!”

    两人的对话实在不雅,略作记录,以存资料,兹不再赘。总之,在一种既粗野又亲昵、既蛮横又义气的交谈授受之中,小拽子终于归还了阿臭的帽子,而阿臭也终于借给了小拽子一元钱。

    阿臭这绰号的来历,是因为其人爱放屁。小拽子呢?所谓“拽子”,是北京新俚语中,对一手一足萎缩的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的称谓。早在小学时,姚向东因为曾跟在一位这样的残废人身后,把那人走动的姿势模仿得惟妙惟肖,故而在一群男同学的哄笑声中,获得了小拽子的绰号,后来竟一直沿用到高中。

    对于当代青少年中污言鄙语的消除清扫问题,人们很少作过专题研究。大都采取了两种简单的办法,一是对污秽鄙下的语言实行回避和禁止,一是灌输以规范化的文明语言。这当然也能取得一些表面效果,但究竟不是治本之方。

    姚向东上小学的时候,原是很听老师和家长的话,不骂人,不说脏话的。但儿童在成长期中,对于语言本身,也有一种游戏的兴趣。姚向东记得,他上一年级时,同学之间私下里就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

    结巴磕子赶大车,

    一赶赶到核特哥,

    核特哥,是你哥,

    你哥是我大拇哥!

    “结巴磕子”是“口吃者”的意思,“结巴磕子赶大车”这一句还勉强有讲,其余几句完全没有意义,不过是追求一种节奏和音韵上的快感。本来,儿童文学工作者,以及老师和家长,是应当抓住儿童们的这个特点,因势利导,编出内容优美生动而又琅琅上口的歌谣,以满足孩子们的这种快感的;不幸的是,姚向东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净教他们一些政治性极强而念起来索然无味的“革命儿歌”,其结果是,孩子们因厌弃课堂上强灌的,便在课下“反其道而行之”,自编自诵起越来越多的“地下儿歌”。开始,这类“地下儿歌”还只不过是单纯的音节和韵脚游戏,如:

    biājibiājibiā,

    摔个大马趴①!

    马趴没摔好,

    摔个仰巴脚②!

    医生来看病,

    真是不高兴,

    打了biāji针,

    吃了biāji药——

    看你以后还闹不闹!

    后来,由于社会上庸俗因素的渗入,这类“地下儿歌”便渐渐糟糕起来,而老师、家长们往往满足于儿童和少年表面的听话,驯服,对于存在着另一个儿童和少年们独自相处的世界,以及在那一世界中存在着另一套语言和另一套做派,长期予以漠视。结果,当少年人肩膀渐渐展宽,嗓音渐渐变粗,胆量也渐渐变大,开始公然当着大人们“撒野”时,老师和家长才慌了神儿,可是到那时候再来扭转,分明已属“亡羊补牢”。

    语言不美的另一个心理根源,便是自尊心的匮乏。姚向东从小就看惯了戴高帽子游街一类的“揪斗”场面,被“揪斗”者的尊严自然扫地委尘,那些气势汹汹的斗人者在他眼中也并无尊严可言——龇牙咧嘴,声嘶力竭,粗暴蛮横,不顾体统……姚向东那颗小小的心不禁暗暗自问:我长大了,是当被斗的,还是当斗人的呢?当然要当那斗人的!为实践这个愿望,在小学三年级时,就曾在一次“批斗大会”的游戏中,让同伴们“把三反分子阿臭押上来”;然后他便掳袖伸拳,模仿着斗人的“造反派”头头那架势,把“阿臭”一顿乱斗,最后横眉立目地宣布:“……现行反革命,帽子拿在群众手中!”1976年以后,家长、老师本应在重建孩子的自尊心方面花大力气,但在时代的大转折中,姚向东的父亲尚不能使自己的心理保持平衡,又哪能去顾及孩子的心理卫生?而对孩子的点滴咎错也暴跳如雷,乃至连骂带打,只能是使姚向东原已十分脆弱的自尊堤防,全然崩塌。老师在考试制度的重大变化面前,不得不把分数和升学率当做一个最实际的追求目标,逢到姚向东这号学生的粗言秽语和调皮捣蛋,便也只是简单地予以弹压,而在情急之中,又难免施以讽刺——“瞧你那副小流氓样儿!”焉知这样一来,姚向东的自尊不但更荡然无存,还增添了一种“心理反馈”——“小流氓就小流氓,真当给你们看看,怎么着?!”

    结识小流氓,原是容易的事。公共厕所、溜冰场、游泳池、邮局门口倒换邮票的人群,足球场入口外等候退票的人丛……都是小流氓们经常麇集出没的所在。姚向东的堕落,便开始于厕所中递来的一支烟、溜冰场上的一次蓄意冲撞、游泳池畔的借用“鸭蹼”……而他最初的不法行为,也便是跟着“哥儿们”到邮局门口和足球场外,用“花纸头”①和废球票骗取了一块钱以内的“赚头”,然后一气吃了五个冰激凌,闹了两天肚子。

    就在这1982年的夏天,他曾混进一个小院,捧出一盆碧绿青翠、两尺来高的山影,一溜烟地跑到什刹海后海边上,将那盆山影“咕咚”一声抛入了水中。他并不需要那盆山影,他毁灭一个美好的事物,仅仅是为了赢得“哥儿们”的喝彩。

    ……此刻他拿着“阿臭”给他的一元钱,晃着肩膀进到了“合义斋”。照例是客满,不过等座的还不算多。他一眼望到了最近那张桌子当中的一个热气腾腾的沙锅,浮面上漂着一簇簇油星,露出一些豆腐块的棱角。他想自己就该买那样一个沙锅来吃。但随即他也就发现,围在那桌旁吃饭的,不是别人,竟是班主任王老师一家!没错,那年纪大的娘儿们准是王老师的老婆,那两个学生模样的一男一女,准是王老师的儿子女儿。他们倒都挺美的,正用瓷勺儿舀那沙锅里的热汤喝……

    他的眼光同王老师的眼光接触上了。王老师比他还要尴尬。老师最怕学生看见自己吃、喝、拉、撒、睡。而姚向东对老师的神圣感的第一次幻灭,便是二年级时他的班主任老师有一天突然当众到痰盂边呕吐——原来老师也会肚子疼,也会生病,也会呕吐,也会出丑……

    “王老师!”姚向东富于挑逗性地率先招呼了老师。

    王老师仍旧尴尬,脸涨得通红,仿佛一个当众被人抓住的小偷。姚向东觉得很吃惊,也觉得很有趣。在他呼唤了王老师以后,王老师的老婆孩子全都扭过脖子来望着他,目光里全带出老大的不愉快。王老师迟疑了几秒钟,才点点头呼应说:“姚向东啊!你……来吃饭哪?”

    “不,”姚向东乖巧地回答,“我家来了客啦,我妈让我来买点下酒菜回去……”

    “啊,那好,你买吧,买吧,买吧……”王老师满脸笑容,格外亲热地说。

    其实在这个地方,姚向东买什么本用不着他的批准,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姚向东格外谦恭起来。他对王老师连连点头,这才朝买酒菜的柜台走去。

    王老师的爱人一边咀嚼着,一边对王老师夸赞说:“你这学生还很懂礼貌嘛!”

    王老师伸手去挟菜,自得地说:“其实,这还是个后进的哩……”

    姚向东并没听见这两句话,可他总觉得王老师在扭头望着自己。他本不需要什么酒菜,可是他还是花八毛钱买了一个小拼盘,申明“带走”,让服务员给他包了起来。

    出得饭馆,姚向东才感到后悔。他需要的是沙锅豆腐,而不是什么干巴巴的下酒菜!他信步穿过了马路,在后门桥东南侧,有一家没写字号的饭馆,他推门走了进去,那里正卖牛肉汤面。姚向东肚子里咕咕直叫,顾不得再加挑拣,他搜索出衣袋里的全部零钱,买了一碗牛肉汤面,然后把那包“下酒菜”一古脑儿全扣在了面条上;其实那“下酒菜”也不过是些牛肉片儿,还有一撮煮花生。他呼噜呼噜吃得飞快。因为碗里堆的东西太多,面汤溢了出来,顺着塑料桌布流下了一道小小的瀑布,待他发觉,已经为时过晚——牛肉汤把他身上那件羽绒登山服下摆污染了一大片。姚向东于惊讶痛惜中骂出声来。

    这件羽绒登山服,是班上的班主席杨强强的。说来也怪,姚向东这么个后进生,偏跟杨强强那么个共青团员混得不错。杨强强父母都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员。杨强强初中时功课本来不错,谁想考高中时作文跑了题,没能考上重点学校,倒成了姚向东之流的同学。王老师把杨强强跟姚向东安排到一个座位,原是让杨强强帮助姚向东,可姚向东并没感觉到杨强强对他有什么帮助。杨强强只是劝他看一些课外书。姚向东看不下去。杨强强借他的那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他还没看到卫国战争爆发,就再也看不动了。杨强强借他《三国演义》,他看着吃力,坦率地说:“看这字书,不如看小人书。”杨强强便对他说:“我有全套《三国演义》小人书,48本。”姚向东要看,杨强强说:“不外借。要看,跟我到家坐着看。”姚向东跟着去了杨强强家,杨强强端出个纸匣子来,果然是全套“三国”小人书,那还是杨强强的父母“文革”前给他哥哥买的,一直珍藏到如今。姚向东每次去看两三本,看得津津有味。杨强强是惟一几乎不叫姚向东外号的男生。跟姚向东他们一块儿聊天时,杨强强自己不带脏字,但对姚向东他们嘴里的“他妈的”、“丫挺的”,却也从不指摘。老师管束姚向东时,总说:“不许你这样!”“不准你那样!”老师让杨强强帮助姚向东,杨强强总从正面说:“你干吗这样呢?”“你那样不好吗?”比如在杨强强家看小人书看得入迷了,杨强强便会说:“你歇会儿不好吗?”“你干吗不做几道几何题呢?”姚向东非要抄杨强强的作业,杨强强也就让他抄,只是说:“你至少弄懂一道,不也好吗?”便不多不少只给姚向东讲上一道。杨强强真随和,真不让人讨厌。班上选班主席的时候,王老师看上的本是一位女生,结果姚向东突然积极为杨强强竞选,全部男生都投了杨强强的票,加上一部分女生也拥护杨强强,杨强强便当上了班主席。

    姚向东的父母或许会以为,今天姚向东穿在身上的这件羽绒登山服,是姚向东诈骗来的。真的不是。昨天放学后去杨强强家,姚向东跟他杀了一盘军棋,玩得挺痛快;临走的时候,姚向东实在觉得杨强强这件登山服比自己那件帅,心里痒痒,便提出来:“咱们换着穿一天吧!”杨强强也就点头答应了。就这么穿回了家。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可是这件登山服让“丫挺的”牛肉汤给染了。真熬淘①!要是别人的,也就管他去,可杨强强对自个儿真不错,起码,那48本的“三国”小人书,别人舍得拿出来让你看个够吗?

    姚向东出了清真面馆,心情要多坏有多坏。真想跟迎面走来的人吵上一架。吵架有的是理由,“你他妈干吗照②我?”这就可以纠缠到底。可迎面来的是个解放军,四个衣兜的。团级?师级?红帽徽,红领章,那曾是姚向东小小心灵朝夕向往的。现在当军官得先上军官学校,又得凭“分”。“分儿,分儿,学生的命根儿。”姚向东没这个命根儿,他真倒霉!

    清真面馆旁边是个信托商店——“益民信托商店”。它如今在北京市越来越有名气,快跟东华门大街的“中昌信托商店”齐名了。姚向东盲目地钻了进去。这里卖各种家具,堆着好多弹簧床和双人折叠沙发床。新来了一批电镀衣架,衣架顶上可以安灯泡,兼当落地灯。姚向东对这些东西自然毫无兴趣。啊,也卖衣物——登山服!羽绒的!衣袖上还有带拉链的小兜!真帅!那兜是装什么玩意的?还有黑底金字的标签,都是英文字母,也不知啥意思,也许杨强强认得出来,他英文行……唉呀,45块钱一件!够贵的!要是能有那么一笔钱,把它买下来,那就好了,可以拿着去找杨强强,“哥儿们!我把你的登山服弄脏了,咱们好汉做事好汉当!兮兮③——赔你的!比你那还帅!怎么着?‘官盖了④吧?”

    姚向东在一种难以譬喻的惆怅心情中出了信托商店,继续朝北走去。啊,帽儿胡同。杨强强就住在帽儿胡同里——那里有一片文化部盖的宿舍楼,中央实验话剧院的人分了不少单元。去找场强强吗?就这么着去?那多丢人现眼!姚向东边想边横穿过了马路。先离帽儿胡同越远越好!就这样,他懵懵懂懂地走拢了位于这条街尽西北角的“马凯餐厅”。餐厅里窜出一股奇特的香味。姚向东痛感自己并没有吃饱,他下意识地推门走了进去。楼下只卖快餐,楼上有雅座卖炒菜。他在楼梯口看了下菜牌,那些菜肴尽管他几乎都没尝过,但光看名目也就足令他流涎三尺:

    去骨东安鸡油焖大虾

    炸黄雀肉片松鼠鱼

    红烧海参红烧狗肉

    酸辣鱿鱼片熘嫩鳝丝

    ……

    他更感到——如果兜里有张“钢铁”或“团结”该有多好。但他现在已经几乎一文不名。他拖着脚步走出了“马凯餐厅”一口接一口地咽着唾沫。

    他朝钟鼓楼跟前走去。他也不知道自己目的何在。他脑中浮现出了那盆碧绿的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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