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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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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虹一个人先走了。李向南眼前是人潮起伏的车站广场,五光十色,喧闹一片。是黄平平含笑的黑眼睛,是她那热情温柔的女性气息。是自己还来不及适应的京都气氛。他在涌动着使自己要飘起来的海潮面前,很快抓住一个北京人的自我意识,这使他可以克服那久居外地踏入北京的怯生感,站稳脚跟。

    他看着眼前的姑娘很有风度地一笑:“平平,你来车站干什么,送人还是接人?”

    他对黄平平很感兴趣,因为她是一个极有活动能量的记者,还因为她是个二十四五岁的可爱的姑娘。此刻面对着她,就能感到一种柔和的兴奋隐隐洋溢全身。

    “我接你来了。”黄平平说,她的神情含有某种匆忙和急切。

    “接我?谁告诉你说我来北京?”

    “你呀,你不是说看完我的报告文学稿,两天后连同意见一起派人送来北京吗?”

    “我没说自己来呀?”

    “你不是说派个最可靠、让我最满意的人送来吗?我一猜就是你。而且我还做了调查。”黄平平习惯地掠了一下头发,得意地笑了。她个子不高,大约一米六的样子,线条柔和丰满,又有那么点娇小。

    “你对自己的稿子够着急的。”李向南说道,“要不要我现在就拿给你?”

    “不用,我来接你,还不是因为稿子,有点严重的情况——关于你的,我想告诉你。使你一下火车就有思想准备。”

    “关于我的严重情况?”李向南眉头猛然一收,目前的处境使他格外敏感。但他脸上随即又浮出了幽默的微笑:“能有多严重啊?”

    “咱们走吧,边走边说。你家住哪儿?虎坊桥那一带?那你坐几路车?二十路?再换……四十五路?”

    “我闹不清那么多。干脆走出去,上长安街,坐一路汽车到西单,再换无轨。那样痛快。一路过长安街、天安门,能感受一下首都气氛。我每次回北京都走这条路线。”

    “你挺浪漫的,”黄平平笑了,“还要感受一下北京气氛。不过,这次回来,你得现实一点。”

    “北京又有什么新动态?”李向南口吻尽量显得轻松。

    “走出这儿再说吧。车站太闹。”黄平平不想在这喧闹的环境中交谈。她关心李向南,同时她还“关心”自己对李向南的这种关心。

    两个人边走边说着闲话,李向南一边迅速调整着自己的心理,一边尽量显得随便地谈着古陵的情况。

    周围是拥挤的人流,是色彩缤纷、款式新颖的服装,是飘动的长裙,是匆忙的脚步,是年轻男女并肩谈笑时兴奋的脸;一辆接一辆的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大轿车、小轿车、面包车,黄亮的车前灯,红色的车尾灯,流水般的自行车,红红绿绿的霓虹灯,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牌,川流不息地进出着顾客的一个个餐馆、商店,人群围挤的冷饮出售窗,被尘土、烟灰、汗味和噪音污染得更显炎热的空气。路旁一个头围白毛巾的老头一动不动坐在粗土布的包袱上,他两眼茫然地看着眼前的纷繁。北京的繁华和嘈乱与古陵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

    黄平平说的严重情况是什么?再严重能严重到哪儿去?自己有足够的政治才能,也有足够的耐受力。就要在高难度的矛盾丛中开出一条路来。

    “你看见路边那个老农民没有?”他说,“他和这里的环境让我感受到一种对比。”两个人已来到长安街上了。

    “是。我在古陵县待了几天,回北京一下火车也感到对比很强烈。”黄平平点点头,“好,跟你说重要情况吧。你说对比,我要告诉你的情况,也可以算是一个对比。对你看法的对比。”

    “对我看法的对比?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先说好的一面,报上今天登了报道你的一篇通讯。题目叫《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

    “这么吓人的题目?”李向南幽默地说。他一瞬间就把这件事含的利弊做了估计。

    “就是去古陵的那个记者搞的。听说原来不是这个题目,叫《一个讲效率的年轻县委书记》,后来改成‘新星’了。这个题目响亮。”

    “响亮才可能糟糕呢。”

    “不过也没什么。无非是刺激起某些人的嫉妒呗。你别管他们。已经刺激了,就刺激到底。”

    “你说树先把根扎深好呢,还是先让梢长高冒尖好呢?”李向南仍然笑着说,心中却在继续估量这件事可能引起的各方面反应。政治是极其复杂的,枪打出头鸟。

    “你是怕‘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吧?你现在已经冒尖了,遭人‘摧’了,干脆多冒点,多长点梢,可以多吸收阳光,有助于把根扎深。”

    他看了她一眼。此话自然有道理,但事情常常有多方面的“道理”,要全面权衡。他现在并不想表现出比一个姑娘深刻得多的判断,他在等她讲下去。

    “再给你说坏的一面吧,我主要是想告诉你这件事。现在有一份参你的‘内参’,最近一两天的,在北京影响不小。你知道吗?”

    “不知道。”李向南站住了。

    “列了你几大严重问题。每个问题都够把你搞臭搞垮的。”黄平平也站住,看着李向南。

    “是些什么问题?”他尽量平静地问。

    他一瞬间就横着竖着把自己的作为和历史都极快地审视了一遍。他们(是谁暂且不管)都可能在哪些地方下手?自己的弱点自己最了解。人人知道自己易被打击的软弱部位在何处。

    “一个,说你一贯是野心家,一心一意想往上爬。”

    “事实呢?”

    “把你去县里以前在省调研室工作时的情况捏造了一些。”

    “还有呢?”

    “是生活作风问题,说你……”黄平平欲言又止。

    “说我道德败坏,上大学期间搞过四五个女人,是吧?”

    “你已经知道了?”黄平平不禁漾起一丝失望。

    “不知道。”

    “那你怎么……”

    “省里有人这样搞我,地区纪检委调查组找我调查过。不过,搞了‘内参’捅到北京来,我还一点不知道。”

    “具体背景你不清楚吧?”

    “不清楚。我也不想去多了解。”

    “那不对,你应该搞清楚背景。”

    他怎么不想搞清楚背景?什么人搞的,什么缘由,通过什么渠道,上层都有哪些人看了,现在有什么反应?这都是他应该迅速了解的,然后才有对策。他还能不明白这些?但是在表面上,他要摆出的恰恰是这种毫无反应的平和姿态。

    他的平和更激起了黄平平的关心:“你应该了解,这件事背景挺大的。一般人哪能搞这么大动作?我有几个新闻界、政界的同学都听说了这份‘内参’,都觉得有来头。”

    “不胜荣幸。”

    “你要有对策。要不,你会成为牺牲品的。”

    李向南略蹙起眉瞧了黄平平一眼,目光中含着对她谈话的思索和理解。

    “你这次来北京打算干什么?”黄平平问。

    “干什么?”他带着一丝自嘲笑了,“我就是张着嘴到处去游说呗。想办法从上面解决问题。好,过两天有时间我找你聊,把旅行袋给我吧。”他果断地伸出了手。

    “到汽车站,车来了再给你。”

    “不用,我不想坐车了,我想顺长安街走走,走两站再上车。”

    他的举止多少有着一种在关心自己的女性面前故作悲壮的矫情,但他心里也确实想在这宽阔的大街上走一段,展开一下自己的思考。他不愿马上把自己装进拥挤的公共汽车。他要再考虑一下这次的北京之行。

    “那我陪你一起走走吧。”

    “不用,时间不早了,你回家吧。”

    “没关系,我家就在前面,南池子大街,顺路。”她抬腕看了下手表,又朝前看看,“而且,我和两个人约着在东单碰头,走过去时间正好。”

    黄平平陪着走,这正是李向南所愿意的。

    “你和林虹‘文化革命’前是一个学校的?”黄平平问。两个人沿着长安街慢慢走着,路边树影疏疏。

    “是。我高一,她初一。我们有过一段很不寻常的友谊。”

    “他们在你和林虹的关系上也造了很坏的舆论。所以,我想问问。”

    “‘文革’中她父母都被迫害死了,她就一直和我在一起。”

    “后来呢?”

    “后来……她去内蒙兵团,我随后去农村插队了。”

    “你们为什么……噢,你等一下,”黄平平突然把话打住,朝马路对面十字路口的广告牌下看了看,已经来到东单,“我去和他们谈谈,只需要两分钟。约好的。你等我一下。”她放下李向南的旅行袋,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小本,匆匆跑过了马路。

    隔着车灯如银河的马路,李向南看见她和等在广告牌下的两个小伙子交谈得很热烈。那两个小伙子都戴着眼镜,似乎正向她急切地说明着什么。她很注意地听着,点着头,时而往本上记着,一副关心的神情。不知为什么,他此刻心中生出一种不快来。他不愿意半路上出现这个插曲。那两位“眼镜”话真多。黄平平像是打算结束谈话了,她合上本,朝马路这边指了一下,解释着什么。两个年轻人远远朝这儿看了看,打着手势,更激动地继续讲着……黄平平左右瞧着来往车辆,穿过马路来。

    “他们要成立一个二十一世纪委员会,编辑出版一套介绍世界最新思想的丛书,让我帮忙,还让我参加编委。”她抱歉地边解释着边从李向南手中拿过一个旅行袋,“你愿结交他们吗?他们这群人挺有思想的。”

    “我暂时还没兴趣,顾不上。中国现在更需要变革社会的实践。”他显得有些淡然。是在有意无意地贬低着那两个人的价值?他一向是特别注意联络各种力量的。是为着显示自己的优越与力量?小家子气。于是他又添了一句,“等过几天吧,你给我介绍一下。”

    “好。还接着咱们刚才的话题吧。”黄平平继续刚才的话题,“你们后来怎么断了联系?”

    “这事情别问了,好吗?”

    李向南的表情和声音使黄平平感到惊愕,双方沉默了一会儿。

    天下的事情真复杂。李向南到古陵县当县委书记,竟意外地遇到十几年不见踪迹的林虹。林虹是在此之前和顾晓鹰结了婚又离了婚。现在顾晓鹰的父亲成了李向南的上司——省委书记。而顾小莉又……

    “小莉这个人怎么样?”半晌,黄平平打破沉默,又提出新的问题,“她对你是不是……”

    “她对我可能挺感兴趣吧。”李向南说。他对黄平平的这些询问其实并不反感,直觉告诉他:坦诚说明自己的处境(包括感情生活的处境)与表现强有力的成熟魅力,同是打动黄平平这种女性的有力手段。女人特别愿意帮助那些对自己推心置腹的男人。

    黄平平笑了笑:“那你对她呢?”

    “坦率告诉你吧,我还没来得及想清楚呢。现在政治危机没解决,感情问题往后放一放再考虑。”

    “可现在,你的感情问题也成了你的政治问题了呀。”

    李向南看了黄平平一眼,是。事情都搅到一块儿了。

    “你知道顾晓鹰吗?”黄平平问。

    “怎么?”李向南看着她。

    谈话被打断了。十几辆在路边缓缓骑行的自行车突然在他们旁边先后停住。“黄平平。”有几个人回过头来喊叫着。黄平平顿时眼睛发亮,她赶上几步,亲热地招呼着:“你们去哪儿?”那是一群佩戴着大学校徽的年轻人,此时纷纷下车,七嘴八舌地围上黄平平:“我们湖南同乡会已经成立了。”“我们也请你参加。你不也是湖南人吗?”

    “谁的主意?准是想哄着我给你们跑腿办事。”黄平平聪明地一笑。

    众人也笑起来。

    “你们现在多少人了?”

    “已经一百多人了。而且发展到清华、师大、人大去了。”

    “校领导同意吗?”

    “凭什么不同意?宪法规定集会、结社自由。”

    “爱国主义要从爱家乡开始嘛。不爱家乡,爱国是抽象的。”

    …………

    “听见了吧,他们大学生在搞同乡会。”黄平平挥手送走他们,带着还没完全消逝的笑意走到李向南身边,“噢,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顾晓鹰。”

    “对,你一定要提防他。他周围有一帮干部子弟,很有能量。他们最近也在搞你。”

    “搞我干啥?”

    “怕你以后当总理接班人吧?”黄平平讽刺道。

    “无聊。”

    “现在年轻人之间的矛盾,比他们和老头儿们的矛盾还尖锐呢。都以为自己行,都想上去,团团伙伙,争权夺势。”

    黄平平说的是事实。变革时期的权力再分配是充满戏剧冲突的。自己不能轻易表示对此的蔑视,那样含着突露锋芒、招致仇嫉的危险;也不能装做愚钝无心,除非他退出政治,否则会自缚手脚。他要对这种现状有充分的估计,要有一个“宣言”,一个在同代人中塑造自己形象的宣言。北京之行的政治行动就准备从此开始。

    “中国这么大,谁妨碍谁?”他讲道。

    他的话被黄平平打断了。“哎,你看前边,”黄平平拉了他一下,“就是我说的那一帮人。那不是凌海?他们看见咱们了。”

    他和他们相遇了。旁边是一层层雪亮灯窗的北京饭店,楼前是一排排的小轿车,大门台阶上是纷沓上下的脚步。一伙人正在七嘴八舌地围着两辆崭新的红色摩托。“货搞到了,怎么过来?——民航不行。”“我去广空看看,不行,看看北空这儿行不行。哎,你他妈的不是有办法吗?”“我去找找‘大头’,走他爸爸的门子试试。”“那十辆汽车呢?”“问题不大,你把买主联系好,是陕西的吧?”“是。价钱还是上次咱们说的。”“哎,那边过来的是黄平平吧?”“她旁边那个男的是谁?”“我认识,李向南。”“是他?”“和他聊聊。”“逗逗他。”

    这是一群干部子弟,一看就知道。有的衣冠楚楚,有的穿着很随便,但都有一股子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洒脱和放荡。他们和黄平平显得很熟,她也和他们谈得挺亲热。(她和谁都能亲近到一块儿。这点让他反感。)自己只认识其中一个:凌海。

    “向南,刚从改革一线凯旋归来?”凌海随随便便招呼着,带着股玩世不恭的亲热。他个子不高,脸盘黑瘦,穿着件破衬衫,戴着副黑框眼镜,一手扶车把,一手扶车座,斜着身懒散地靠着摩托车,处在人群的中心位置。

    “什么凯旋,狼狈了一个月,回来舔伤口来了。”他也笑着回答。入乡随俗,和这些人讲话,多少也要拿出一点放任劲儿。

    “我给诸位介绍介绍,这就是今日的政治新星。”

    “流星也算不上。”

    “流星也比我们这些草民强。”

    “你们干什么呢?”他把目光从凌海身上移到周围的七八个人身上,好像和他们也是熟识的朋友。他希望化解自己和他们之间的这种不谐调、不融洽甚至有些隐隐对立的气氛——看这一双双眼睛。

    “我们能干什么?搞点蝇头小利。向南,北京有一份‘内参’参你,你已经知道了吧,谁搞的你知道吗?”

    “不知道。”

    “要不要我告诉你?”

    “不必。我不打听他们的情况。”

    “你够海量的啊,大家风度。”

    “中国这么大,咱们这一代人就是一块儿都上,也要费点劲才能拱出一条路来。”

    “算了,别上政治课了。我是草民,对政治不感兴趣。你要彩电,要舞伴,找我,我那儿每星期六晚上有周末俱乐部。”他抬腕看了看表,“向南,平平,你们现在去不去?我那儿肯定已经热闹开了。”

    “我刚下火车,还没回家,不去了。”

    “你呢,女社会活动家?”

    “我等会儿再看吧。”

    “向南,你们搞政治的明枪暗箭地去厮杀,败者为寇,胜者为王。你们谁掌权能容我凌海就行。”

    “我绝不把枪口指向咱们同一代人。”

    “你这就是矫情了。搞政治的还讲这个?搞政治不就是争权吗?”

    试图和他们进行正经的谈话是愚蠢可笑的,自己会像个受揶揄的大傻瓜。没有必要再扯下去。但是,必须在一个有力的点上结束这场谈话。

    “凌海,不和你多较真了,”他说,“说句亮底儿的话吧,我是两种准备:一个,如果干得顺手,那就干下去,到四十岁时退下来,搞我的战略理论研究,写两本书;一个,如果不顺利,我就算是滚地雷,给大伙儿滚出一个无雷区来。”

    “为什么你要对他们来这么一个宣言呢?”

    “同代人之间的争权夺势最肮脏可怕。不从里面超脱出来,那就什么也不用干,都完蛋。”

    “你这是不是掩护自己的策略呀?”

    “……应该说是我的真实思想吧。”其实更是他的策略。

    两个人在长安街上继续走着。街上的汽车不那么稠密了。笔直的马路一点点显出宽阔来。路边的树影下,一对对漫步的青年人情投意合地低语着。北京的夜晚从喧嚣中一点点挣脱出来,露出一丝温和与宁静。前面不远处展开海一般宽阔的天安门广场。在朦胧的夜色下,它更显得博大、深远、浩瀚,使人产生一种苍莽的历史感。人民大会堂与历史博物馆东西对峙,雄伟凝重。

    “你对他们多提防一点就是了。”黄平平说,“好,我到家了,”她指着右边的南池子大街路口,“一进口就是。不送你了。你从这儿上车吧。”

    “再见,谢谢你。”李向南接过旅行袋,又伸出手,“你的报告文学稿要是不太急用,我再借两天,让我父亲看看。说不定我和他还要干一仗呢。”

    “祝你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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