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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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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笼罩着阴郁的气氛。

    哥哥,你干脆别从政了,调回北京搞学问算了。李文敏看着李向南说道。他没说话。哥,我看你那套传统的政治抱负,还有那套人生信条都该抛弃了。弟弟李向东挥着细长手臂激烈地说道。他也没说话。父亲背着手在客厅里来来回回踱着,许久,站住,看了看大儿子,又垂下眼思索着。我也见不到成猛。他声音苍哑地只说了这样一句,沉默了好一会儿,又踱开了。

    一些好朋友来看望他。义愤,上边怎么不了解了解情况;慨叹,政治就是风云变幻;劝慰,听其自然吧;鼓励,没关系,再想办法向上反映;辩论,没用,越反映越糟;建议,干脆歇几年,好好读点书,有机会再出山;大家纷纷说完了,觉得不解决问题,都沉默下来。其实,没有任何方法能挽救这个结局,改变一个现实是复杂的;承认一个现实却是简单的。

    黄平平来了,把鼓囊囊的牛皮纸信封又交还给他:“我找了安晋玉,他很为难。”他接过来掂了掂,没说什么。黄平平说:“你要不急的话,材料先放我这儿,我再想想办法。”他想了想,说:“我想复印几份,然后再给你。”黄平平又说了不少话。但他觉出来了:她很忙,事很多,她不过是为了表示并未对他丧失热情,还很关心,她的兴奋中心此刻显然不在他身上,外面有一辆小汽车在等她,车上还坐着两个他不认识的人,她要去参加一个青年经济学家月会,想必感到着时间的催迫,但她竭力表现她不急。“不要在我这儿耽误时间了,该去忙你的事了。”他说。她目光闪烁了一下:“那我有时间再来看你。”李向南垂下眼微微一笑:“你前几天不是说可以陪我散散心吗,明天陪我去爬香山吧?”黄平平说:“你有这兴致?行,咱们去。”

    天刚微明,两人已骑车在十字路口汇合。然后,迎着晨风以高速在清凉空寂的公路上骑行。两个多小时,一口气骑了几十公里,到了香山。稍事休息,落汗,喝汽水,吃面包,李向南一指劈面而立的“鬼见愁”主峰,五百多米,险峻陡峭,上不上?黄平平还未歇过劲来,但不甘示弱,背上挎包:上。

    对于他,还是对于她,都是太累了。气喘着,腿软着,几乎再也没劲了。他不时停住拉她一把。再坚持一下,再咬咬牙,再拼上这一截,再爬上那一段。骑车消耗体力太大了,两个人歪歪斜斜蹬着陡坡上的石头,扶着小树,呼哧哧拉着肺叶“风箱”,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能上去吧?李向南仰头看看还有一大截的山顶。黄平平掠了一下被汗水粘在脸上的头发,能吧,一步步上呗。好长时间不爬山,体力不行了。他自嘲地说。我也是。两个人都需要为自己此刻的狼狈解释解释。但他们总算咬着牙拼了几把力,上到了山顶。

    天高地阔,京郊的田野如织如锦,昆明湖在远处镜子般闪亮,西郊机场上一架飞机,小得如玩具一般反射着耀眼阳光,风吹得衣服哗啦啦响。透心的凉快。真想喊,真想唱,黄平平迎风站着竟真的喊了起来,惹得周围的人直看她。李向南看着浩瀚天地,说道:如果我们半途而废,那就太沮丧了。

    上山时爬陡坡,下山时顺路盘旋而降,极轻快,又时时感到膝盖发软。黄平平不时闪着腿。到了山下,她说:真累坏了。又说:再让我上可上不去了。听着这话,李向南又仰头看了看山顶,说:怎么样,要是需要咱们再上一次呢?她倒在椅子上笑了:要是拼出命来,总能上去吧。他说:那咱们再上一次吧?她听出他话中的玩笑意味:行,上。他神色一下认真起来:我是说真的。她依然认为是玩笑:我也没说假的。他更认真了:平平,我真的想上第二次,我要考验一下自己的毅力。黄平平半信半疑地望着他:真的?真的。她一时说不上话来。大概很少有人一天之内两次登上“鬼见愁”的,大多数人连一次都上不去,更何况他们骑了几十公里自行车。天又这么热,正中午。先歇会儿吧。她说。

    那你在这儿等我。我一个人再上一次。李向南说道。等等,我跟你一块儿上。她伸出手,李向南拉着她站起来。她感到自己快瘫了。他也只是在拉她的一刹那才稍觉自己有了些力气。

    你们还上?爬两次?一些与他们一起上到山顶的游人刚刚下到山脚,都惊讶地看着他们。还沿着正面陡坡上?是。李向南答道。上到顶吗?当然上到顶。两个人慢慢朝前走去。你干吗和他们说得那么死,如果上不到顶呢?黄平平手撑着膝盖,左一步右一步,吃力地攀登着。我这样吹出牛去,就把后路绝了。李向南说。

    这简直是衰竭至极的消耗战。咱们肯定上不去了。黄平平满嘴白沫地喘着说。李向南也觉得自己再迈不出一步了。但是,他们歇歇,咬咬牙,又接着上。爬了不到十分之一,已经是第五次休息了。靠着石壁呼哧哧拉着“风箱”,腿开始在原地发抖,还上吗?黄平平连问的力气都快没了。上。他也仅有回答的力气。当再一次在石头上坐下休息时,黄平平双手吊着他的肩膀,梦呓般地问:咱们还上吗?他确实感到没有力量了,但因为她在问,因为要考验自己的毅力,因为向他人发布了“声明”,他说:上。这几乎不是他的回答,而是另一个人的回答。歇息了一会儿,他竟然站不起来了。及至站起来拉黄平平时,她半天才起来。她的脸枕靠在他的手上,我真的不行了,向南,我认输了。他因为身边有个弱者又增添一些力量:咱们再咬咬牙,接着上吧。两个人停止了讨论,一步一步向上挪着。脚没劲了,双手抓住石头、树枝、草根爬着。一切色彩、兴致都不再出现,只知道一点点向上爬。累,苦,渴,热,生命在意志的支撑下做着机械的挣扎,麻木了。不敢往上看,越看越遥远。只知道上一步,少一步。山下面有没有人眺望他们?对这个问题已无动于衷;要百折不挠,这样的人生格言也显得淡弱无力,甚至可笑;到了如此境地,爱情都会熄灭。哲人们常讲,心理的痛苦远甚于生理的痛苦,精神的折磨比肉体的折磨更难忍受,这不过是故弄玄虚。生理上的痛苦如果达到极限,任何精神上的痛苦都会显得奢侈了。

    我一辈子都将记住这一天。当他们终于第二次登上山顶时,黄平平抓住李向南的胳膊说道。人的潜力真大,真要拼一拼,简直能创造奇迹。黄平平又说。

    他们已经像面条一样软着滑着,手拉手下了山,已经吃了些东西,歇了一阵,把身体散了架又收起来,已经骑上车,离开香山沿着贴山的公路往回走了。

    李向南沉默不语地骑着车,两边是村落田舍,一头猪哼着横过公路。

    “你在想什么?”黄平平问。

    李向南放慢速度,扶着路边树干坐在车上停住了。

    “怎么了?”黄平平停住车。

    “我在想,如果现在骑回去再上一次,我有没有这样的意志?”

    “我相信你有。”

    他蹙着眉摇了摇头:“不一定。平平,你先回吧,我要再骑回去,再上一次。”

    “你疯了,你会瘫在那儿的。”

    “不,我要彻底清洗自己,我发现自己的意志品质不够强。”说罢,他调转方向往回骑。

    天晚了,太阳渐渐下山了,人几乎没有一丝力气了。他到了香山公园门口。这里已经冷落,暮色在降落,最后一些游人三三两两走出公园。突然,他发现黄平平疲惫不堪地立在面前。“你怎么来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问出话来,觉出心中的感动。

    她走到他面前,轻声说道:“你应该相信自己了,你是能再一次上去的……可我想让你陪我回去,我太累了……”

    是白天。该冷静地思考与行动,不该做梦,但时而也陷入恍惚的幻想中。

    那天在香山公园门口,他和黄平平一起推着车慢慢走了一段,然后骑上回到城里,他送她回到家。

    可他幻想中,一切“应该”比这罗曼蒂克得多。“应该”在夜色中,他和她到了山上,相偎着过了一夜。太寒凉了,山风嗖嗖刺骨,露水纷纷降落,松涛如墨色大海,她不得不紧紧倚靠着他。远处传来狼嗥,黑魆魆的山林上是清寒的星空。她愈显得娇弱,他愈显得坚强。他搂着她柔顺的身体轻轻吻着,如梦语般讲了他的一生……

    他走进人大会堂的一个宽敞大厅,地毯,壁画,沙发,成猛仰着高大魁伟的身体靠在沙发上抽着烟,两边月牙形依次坐着十几位高级首长,与成猛隔着茶几相对的沙发空着,那照例是外宾的座位。让他李向南就坐,他谦谨地坐下,略显出一些拘束来。成猛狠狠抽了几口烟,转过头发了话,你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我看了,还不错。今天,我找你来谈谈,有些问题要提出来考考你,啊?这里面都是你自己的思想吗?成猛拿起一份材料掂了掂,正是他托人上交成猛的“条陈”。是。他答道。成猛弹了弹烟灰,问:现在讲开放搞活,政策放宽了,可同时就有些乱,有些无政府主义,怎么办?他答:那同时就该讲秩序,讲领导,讲计划,讲协调,讲法制。问:讲得少了,不管用,讲得太多了,就又出现“左”的倾向,限制束缚了开放搞活,怎么办?答:那就要讲得不多不少。问:界限怎么划?答:要在事物发展中来划,光在理论上划分是不解决问题的,现在的主要潮流是进一步提倡开放搞活。问:主要潮流?答:是。所以,讲计划,讲领导,讲集中,讲秩序,暂时讲讲就可以了,不要冲击了我们主要的声音,开放搞活的声音。一个时期总有一个主要的任务,等失控、乱、无政府主义倾向严重到一定程度,抓住几个典型事件严厉处理一下,震慑全国上下舆论,大家都明白了,界限就划出来了。成猛很感兴趣地露出笑容,面向左右:你们都听见了吧,很有意思的说法。又转过头:你认为界限应该这样划?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事物的辩证运动就是这样。如果你一开始就想把社会发展完全纳入一个严格又严格的框子中,精确又精确的规划中,是不可能的,那样寸步难行。从哲学上讲,界限是在事物超越它时才能真正显示出来。问:你是说事物不过头时,就不知道头在哪儿,不过界限时,就不知道界限在哪儿?答:是。比如一个人,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一个国家,如何知道自己力量的限度呢?是在一次次过限中,过限的失败中认识到的。聪明不在不过限,那是不可能的,聪明在于稍过限便确知限度。成猛:这个观点很有道理。你们都听见了吗?他用手环指着左右,人们都笑着应和着。成猛海阔天空又提了许多问题,他一一作了简单扼要的回答。最后,成猛问:如果派你去一个省任省委书记,你上任第一件事做什么?他想了想,回答:很普通,我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研究:“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问:为什么?答:这样,我首先就获得了对当前局势的明确判断,取得对当前工作的领导权;其次,我也便大概了解把握了省委的领导干部。成猛仰身笑了,对在座的诸位领导们说:这是不是个人才啊?自古以来就讲招贤纳士,讲识拔奇才,讲斥奸佞而用贤臣,如果我们今天还不知道区分真正的人才和野心家,那我们就很危险……

    古今中外一切大政治家都要历经胜败荣辱和危机的考验,你不行,就被淘汰了。现在不能沮丧,不能软弱,首先在精神上支撑住,然后才有智慧。聪明才智是在心理上忍受住各种打击后才能发挥出来的,脆弱的才子是成不了事的。自己够坚强了吗?他问。想了又想,他坚定地站了起来:够了。纸上,“目前的形势及我们的任务”的标题下,他只写下了两行字:

    形势:严峻,复杂。

    策略及任务:十倍的坦诚,忠诚,磊落,光明。

    这就是他的方针,简单的又是真正策略的方针,大巧若拙。四面八方不是在诬陷我吗?我只有乘机把自己整个抖落出来,亮出来。我的一切,见识,主张,抱负,都展示开,任上层领导辨别,任舆论评判。我就是我,我就是要改革社会。当然,还要注意:冷静,精明。利用一切机会,避免嫌疑。再加两个字:耐心。

    现在不需要什么花哨动作——那是最蠢的。他在家静呆了两天,把准备交成猛的“条陈”做了又一次精心删改,这是他关于中国改革的长远战略和短期战略的建议提纲。他相信自己的见解是独到的,在其后又附了一份简单申诉,有针对性地写明了自己的情况。他誊写了两份,又复印了二十份,设法通过各种途径上呈到决策层去。

    还没出门,出版社的两位编辑来了。一本有关他的书《刚刚升起的新星》,决定不出了。那里有他几年来写的文章,也有记者的报道。两位编辑委婉地说了些原因(并非真实的原因),建议“再找其他出版社联系一下”。他自然明白怎么回事。前一阵你们抢着出我的书,把其他几家出版社挤到后头,现在你们怕沾我了?他不点明,听完对方陈述,点了点头,我能理解你们,他说,书稿我先收起来,有机会再合作吧。他信任他们,毫无怨言。实在对不起。一切都包含在他们的这句话里了。他在院门默默送走他们的背影。

    自己应该想到:世态炎凉在政治领域是最明显不过了。昨天去商易家,这位“联络官”一见自己,锐利的鹰眼照例露出亲热,交谈时也依然推心置腹。可是后来又有人摁响门铃,是张老的秘书邢笠(正是梁君的丈夫,诬告自己的“十签名”之一)等人。商易径直把他们领进那边屋去了,临走拉上这里的房门:向南,我去支应一下,把他们支应走了,咱们再接着好好聊。自己一下敏感到:商易怕邢笠看见自己在他家中,连最好的朋友也避嫌了。房门紧闭,独自一人坐在屋里,听着那边一群人有说有笑,他感到不是滋味。他可以站起来不辞而别,但他没有,依然很平静地坐等着,为着使自己有高度的克制力,脸上还浮着若无其事的微笑——好像商易已经又坐在面前,他还将毫无芥蒂地把商易当作最可信赖的朋友,和他深谈……

    经过几番周折,晚上他来到靳一峰家。大客厅里宾客满座,有许多领导,有不少政界活跃的年轻人,权力总使客厅盈实,靳一峰在满屋烟气中很爽朗地笑着。这位精神矍铄的矮瘦老头,笑声却相当洪亮。他有见识,有胆略,通天,在经济决策中有很大的发言权,又赏识自己,对见他,自己是怀有很大期望的。

    他踏进了客厅。看见他,靳一峰目光辨认着,没有什么反应。他站在门口,稍有些窘促。倒是一位年轻人站起来介绍说:这是李向南,他不是找过您,还和鲁贝尔谈过话?噢,靳一峰似乎想起来了,略点点头,示意他找个地方坐下,便继续和满屋人聊起来。最后,人们纷纷站起来告辞,他一一握别,也和李向南握别,并无任何特殊的表示。李向南鼓了鼓勇气,站立了几秒钟,待人们纷纷往院外走时,他对靳一峰说道:“我想和您谈谈。”“好,好,咱们有时间再谈。”靳一峰点点头,同时挥手向着大家:“有时间再谈。”然后站住,含笑目送众人,目光并不看面前的李向南,慢慢转身回客厅去了。

    是自己没有选择好时机,还是他也避嫌?他不是说“咱们有时间再谈”吗?这难道不明确?不禁想起《西游记》,孙悟空在菩提祖师前修行学道时,有一天祖师恼他“无礼”,将其当头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走入洞中,将中门关上,撇下大众而去。吓得那一班听讲的人人惊惧。惟有悟空猜透中谜:祖师打他三下,是教他三更时存心,倒背手入内,将中门关上,是暗示他从后门进,将道秘传于他也。当晚三更,他从后门入,跪在祖师榻下,终于学得了道。

    两天后,中午,他又来到靳一峰家,没有其他客人。“你来了?”靳一峰看了看他,便低头收拾起写字台上的东西,显得忙,显得有些不自然。“我想和您谈谈。”李向南说。“啊,谈吧。”靳一峰不看他。“您一定知道我的情况了吧。”“什么情况?……我不太清楚。”“那我先把我的情况说一下……”“等一等,我打个电话。”靳一峰拿起电话,通着话,是要汽车。“我有事,马上还要出去,你简单说吧,说目的,情况不用说了。”这么说,成猛的批示他早就知道了。“您是了解我的……”他说出了早已想好的第一句话,对方忙着要外出,使他感到很局促。“了解一点,不能算很了解。”靳一峰拉开抽屉,拿出着什么,放进着什么,动作始终不停。“您最理解年轻人,爱护年轻人。”他又说出第二句话。“年轻人应该得到理解爱护。”“所以,我觉得您是最能帮助我的。”这是第三句话。“我主要研究经济政策,不管干部。”靳一峰还忙着整理东西,不时看着窗外。

    李向南沉默了,他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靳一峰的动作因为有些慌乱,不自然,失了往昔首长的威仪和风度,显出个普通的老头样来。

    “您是理解我的,一心一意想为中国的改革做些事,没想到被一个诬告就打倒在地。我……”

    靳一峰停住了手,他摘下金丝眼镜慢慢擦了擦,又戴上,双手扶着藤椅扶手垂着眼想了想,然后抬起眼:“你应该相信组织。很多老同志被冤枉了一二十年,最后不也搞清楚了吗?”他的声音依然和蔼但并不热情。

    一辆红旗轿车缓缓开进院子。

    李向南垂下眼,感到了冷遇。他沉默一会儿:“那我走了。”

    “好,那咱们有时间再谈。”靳一峰站了起来。

    白天,不该做梦,该冷静思考与行动,但仍时而陷入恍惚幻想……终于见到成猛了,终于表白了自己,终于得到最高层的理解和信赖。要爱惜年轻人,要爱惜人才。这是谁的话?人大会堂,天安门,中南海,迎客松。他写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札记,引起许多高层领导的重视,各种各样的批示。此人情况究竟如何,是否应再全面了解一下?这位年轻的县委书记所见非凡,所行也非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水必湍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非难他?我们不该研究?一些人受到严厉批评:为什么不早些把李向南的情况搞清楚呢?我们不是一再讲要培养和提拔年轻干部吗?“中国的社会主义”被作为文件下发到了省地县各级,供人们学习。我们要解放思想,要敢于想像,又要高度冷静,像作者这样,善于周密地估计情况,全面地研究战略。这是文件的按语,还是自己的话?燕昭王复国求贤的故事知道吗?“先从隗始”“筑黄金台”的典故知道吗?没看过《战国策》?郭隗对燕昭王献策如何广招贤士,并自荐说:“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筑宫而师之。”于是,乐毅、邹衍等一批人才便从各国而来,所谓“士争凑燕”。残破的燕国得以复兴。燕昭王筑黄金台以待天下贤士,我们难道不知重用贤能?提拔一个李向南,会感召多少德才兼备的人才。这又是哪位领导在讲话,还是自己心中的声音?自己怎么感动得眼睛都潮湿了,鼻子也发酸了?

    全国青年改革家座谈会,去不去参加呢?早就定的名单,有自己,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犹豫再三,最后确定了:去。

    白石桥,大红门,他被岗哨礼貌地拦住,问了姓名,看了工作证,那位年轻军人拿起一份名单上下看了看:没有你的名字。他沉默地站在那儿,说:有的,我早就得到过通知。军人礼貌地说:请稍等一下。他到值勤室往里面打电话,听见他说:我是门卫。过了好一会儿,他走过来,说:请进吧,他们把你的名字遗漏了。

    很宽很朴素的路,花圃,树,很普通的一座青砖楼,很普通甚至有些狭窄的楼梯,进了很普通的一间小会议室。热热烈烈满是人。烟气,言语,笑声。见他进来,认识的,不认识的,似乎都有心理准备,刚才门卫电话在这里引起什么反应?有的招手打个招呼,有的微笑点点头,有的陌生而好奇地打量他,有的看看他便交头接耳,自己现在是引人注目的。一个年轻干事迎上来请他就座,讨论照常进行着。一位负责人和蔼地主持着讨论。对自己并没有什么热情的表示。都是一伙三十岁上下的改革家,有县委书记、县长,有厂长、公司经理,还有些位置更高一些,市长、局长之类,相当一些人是干部子弟。这些人在一起,自然是一片改革的“叫嚣”,温度起码比整个社会高五十度。和这群人在一起,他心情复杂。很亲切,因为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很敏感,因为“同行相嫉”,相互比量着成绩、地位;还自信,因为他干得似乎更出色些;又黯然,自己正倒运呢,也许就干不成了。

    他感到了尴尬:人们都知道他的情况,人人都回避。即使谈到改革者日子难过时,谁的情况都讲到,引起一片义愤,惟独不讲他的。当他偶尔插几句话时(他极力想使自己和环境融洽起来),人们便停住话听着,完了,又谈他们的,并不和他思想交锋,他似乎是个局外人。

    这太难堪了。他靠意志力支撑住自己,使脸上一直保持着平静。很累。

    椅子哗啦啦响,人们站起来朝门口鼓掌。张老来看望大家了。他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向大家招手,气氛极热烈。主持会议的领导把与会者向张老介绍。张老一一握手,好哇,你这改革家干得好,山东出豪杰。你呢,江西来的吧?我看过你的事迹,了不起。你是厦门长城公司的经理吧,久仰大名。怎么样,这一阵日子好过些了吗?一个戴眼镜的白面书生笑着双手握住张老:好过了,您上次批示后,我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张老仰身爽朗大笑了。

    李向南感到有些心热,紧张。想不到在这儿碰见张老。他曾对自己过去的政策建议报告有过很赏识的批示。看来今天来对了,要不很难见到张老。应该和他说些什么呢?要快想。介绍到自己了,这是李向南。会议的主持者介绍道,那热情让他感动。他脸上浮出早已准备好的尊敬,紧忙伸过双手。噢,张老却感意外地闪烁了一下,很快地盯视了他一眼,然后又露出和蔼的微笑,握了握手,没说什么,便又笑着转向下一个。

    他心中微微一凉。

    张老坐下了,笑着说:你们的讨论很热烈吧?很热烈。——人们像幼儿园的儿童一样欢快地笑着。你们详细的发言我没听到,可历史不能重复的,对吧?我不能让你们再重复一遍。这样,你们每个人说上简短的一段话,把各自最重要、最独特的观点提纲挈领地概括出来。怎么样?我这算是读书只读目录吧,哈哈哈。

    人们依次进行最扼要的发言。他发吗?应该发。到了这种境地,他无韬晦可言。当然,在代表自己时,不要忘记代表所有青年改革家。

    “我们应该对改革的困难性、复杂性有更充分的估计。在政策上,要有更多的储备;在事业上,要有曲折失败的准备;即使对于个人命运,也要有接受悲剧的思想准备。作为改革家个人,他有可能失败,但我相信,对整个改革家队伍,历史最终是会投赞成票的。”他说。

    下午,一个联合调查组到家中找到他进行调查谈话,这是专案。谈话进行了一下午。最后,调查组组长神情庄严地说:你是不是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的社会主义”通过各种途径上报?是这份吧?(他从大皮夹中拿出一份材料来,正是它。)我代表组织正式告诉你:从今天起,你不要再搞这类动作,企图转移组织上对你问题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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