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拖着双脊，走上了去公社之路。
我背着一个包袱，包袱里包着一个玉米面饼子，一棵大葱，一块黑酱。这是因为我要出门，家里对我的奖赏。如果不出门，我的主食是发霉的地瓜干子。杜大爷背着一个黄帆布书包，书包上绣着红字，这是很洋气的东西，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知识青年才能背这种书包。我做梦都想有这样一个书包，但我弄不到。杜大爷很牛气地背着一个只有知识青年才有的书包拉着牛缰绳走在牛前头，书包让他生气勃勃。我背着古旧的包袱，拿着一把破扇子跟在牛后头。我用破扇子不停地轰着双脊蛋皮上的苍蝇。我扇一下子苍蝇们就嗡地飞起来，苍蝇飞起来时我看到双脊那可怜的蛋皮像一团凉粉的形态、像一团凉粉的颜色。我刚一停手苍蝇们就落回去，苍蝇落回去我就只能看到苍蝇。我们出了村，过了桥，上了通往公社的那条沙石路。夸张点说我们走得还不如蛆爬得快。不是我们走不快，是双脊走不快。双脊连站立都很困难，但我们要它走，它就走。它已经连续三天没捞到趴下歇歇了，我猜想它的脑子已经昏昏沉沉。如果是人，早就活活累死了，累不死也就困死了。想想做头牛真它妈的不容易。如果我是双脊，就索性趴下死了算了。但双脊不是我。我和杜大爷一个在前拉着，一个在后催着，让它走，逼它走，它就走，一步，一步，一步更比一步难。
太阳正响时我们走到了甜水井。甜水井离我们村六里地。杜大爷说：“罗汉，咱爷们儿走的还不算慢，按这个走法，半夜十二点时，也许就到兽医站了。”
我说：“还要怎么慢？我去公社看电影，20分钟就能跑到。”
杜大爷说：“已经够快了，不要不知足。歇歇，吃点东西。”
我们把双脊拴在井边的大柳树上。我解开了包袱，杜大爷解开了书包。杜大爷从书包里摸出了一块玉米面饼子，我从包袱里也摸出了一块玉米面饼子。我摸出了一根大葱，他也摸出了一根大葱。我摸出黑酱他也摸出黑酱。我们两个的饭一模一样。吃了饭，杜大爷从书包里摸出了一个玻璃瓶子。玻璃瓶颈上拴着一根绳。他把绳抖开，将瓶子放到井里，悠一悠，荡一荡，猛一松手，瓶子一头扎到水里，咕咕嘟嘟一阵响，灌满了水就不响了。杜大爷把灌满水的瓶子提上来。我说：“杜大爷，您真是有计划性。”
杜大爷说：“让我当生产队长，肯定比麻子强得多。”
我说：“当生产队长屈了您的才，您应该当公社书记！”
杜大爷说：“可不敢胡说！公社书记个个顶着天上的星宿，那不是凡人。”
我说：“大爷，您说，我要有个爹当公社书记，我会怎么样？”
“就你这模样还想有个当公社书记的爹？”杜大爷把瓶子递给我，说，“行了，爷们儿，别做梦了，喝点凉水吧，喝了凉水好赶路。”
我喝了一瓶凉水，肚子咕咕地响。
杜大爷又提上一瓶水，将瓶口插到牛嘴里。水顺着牛的嘴角流了出来。
“无论如何我们要让它喝点水，”杜大爷说，“否则它病不死也要渴死。”
杜大爷又从井里提上一瓶水，他让我把双脊的头抬起来，让它的嘴巴向着天，然后他把瓶子插到牛嘴里。这一次我听到了水从双脊的咽喉流到胃里去的声音。杜大爷兴奋地说：“好极了，我们终于让它喝了水，喝了水它就死不了了。”
我们离开柳荫，重返沙石路。初夏的正午阳光其实已经十分暴烈，沙石路面放射着红褐色的刺眼光芒。我建议歇一歇，等太阳落落再走。杜大爷说多歇无多力。而且他还说阳光消毒杀菌，而且他还说其实双脊冻得要命，你难道没看到它浑身上下都在打哆嗦吗？我相信杜大爷的生活经验比我要丰富得多，所以我就不跟他争辩。我更希望能早些到了公社兽医站，让双脊的病及时得到治疗，我其实是个善良的孩子。
我从路边拔了一把野草，编成一个草圈戴在头上。我看到杜大爷的秃头上汪着一层汗水，便把头上的草圈摘下来扔给他。杜大爷接了草圈戴在头上，说：“你这孩子，越来越懂事，年轻人，就应该这样。”杜大爷一句好话说得我心里暖洋洋的。我说：“大爷，您活像个老八路！”杜大爷叹息道：“人哪，可惜没有前后眼，要有前后眼，说什么我也要去当八路。”我问：“您为什么不去当八路呢？”他说：“说句不中听的话，那时候，谁也看不出八路能成气候。八路穿得不好，吃得也不好，武器更不好，就那么几条破大枪，枪栓都锈了，子弹也少，每人只有两粒火，打仗全靠手榴弹，手榴弹也是土造的，十颗里铁定有五颗是臭的。国军可就不一样了，一色的绿哗叽军装，美式汤姆枪，红头绿屁股子弹开着打，那枪，打到连发上，哇哇地叱脆生生地，听着都养耳朵。手榴弹一色是小甜瓜形状，花瓣的，炸起来惊天动地，还有那些十轮大卡车才能拖动的榴弹大炮，一炮能打出五十里，落地就炸成一个湾，湾里的水瓦蓝，一眼望不到底。爷们儿，那时候不比现在，现在都打破头地抢着当兵，那时谁也不愿当兵。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嘛。就是当兵，爷们儿，我也不去当八路，要当我也去当国军了。当国军神气，国军吃得好，穿得好，还能关到银两。八路，不是正头香主，爷们儿，说起来好像在撒谎，一直到了1947年咱们这块地方还不知道八路的头是谁，后来才听说八路的头是朱毛，后来又说朱毛是两个人，还是两口子，朱是男的，毛是女的。但那时谁都知道蒋介石，蒋委员长……”
我说：“那你说说国军为什么被八路打败了？”
杜大爷说：“依我看，八路的人能吃苦，国军的人不能吃苦。八路的人没有架子，大官小官都没架子，国军的人架子大，国军的大官架子倒不大，小官反倒架子大，官越小架子越大。俺家东厢房里住过国军一个少尉，连洗脚水都要勤务兵给端到炕前，但八路的团长还给俺家扫过院子。还有，八路的人不跟女人粘糊，我看他们不是不想，是不敢；国军的人就不一样了，见了漂亮娘们儿，当官的带头上。就这几条，国军非败不可。”
我说：“你既然看出国军必败，为什么还不去当八路？”
“那会儿谁能看出来？那会儿我要看出来肯定当了八路。”他说：“我要是当了八路，熬到现在，最次不济也是公社书记，吃香的，喝辣的，屁股下坐着冒烟的。不过也很可能早就给炮子打死了。人的命，天注定，这辈子该吃哪碗饭，老天爷早就给我安排好了，胡思乱想是没有用处的。人不能跟天对抗，我是很知足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
我们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地胡扯着，一步一步、摇摇晃晃地往前挪动。我们说累了，就沉默。在沉默中我们昏昏欲睡。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幅很有情调的画面：一轮艳阳当头照，沙石路在阳光下变成了金黄色，一个头戴草圈、斜背书包的老头子，迎着阳光眯着一大一小两只眼，肩膀上背着牛缰绳，神着黑色的脖子，一步一探头地往前走着，像我后来看到过的在江上拉纤的船夫。在他的身后，是被缰绳拉得仰起来的牛脸。牛脸上有泪水还有苍蝇。再往后是弓起来的牛背，夹起的牛尾。牛蛋皮太难看，就不要画了。重点应该画画我。我很丑，我很丑却缺乏自知之明，喜欢扮鬼脸，做怪相，连我的姐姐都曾经质问我的母亲：娘，你说他怎么这样丑？简直是气死画匠，难描难画。母亲对姐姐的质问当然不高兴。母亲说狗养的狗亲，猫养的猫亲，你们不亲他，所以就觉得他丑。当然母亲生了气时也骂我丑。我趴到井台边上看自己的模样，确实有些问题。譬如说我嘴里生着一颗虎牙，姐姐说我锯齿獠牙。我一怒之下，找了一把铁挫，硬是一点点地将那颗牙挫平了。挫牙时整个牙床都是酸的，好像连脑子都给震荡了，但是为了美，我把那样长的一颗虎牙给挫平了。我把这事说给村里人听时，他们都不相信，以为我又在胡说。我留着那种头顶只有一撮毛的娃娃头，脸上是一片片铜钱大的白癣，那时候男孩子脸上爱长这种白癣，据说用酸杏擦能擦好，我们就去偷酸杏来探，也没见谁擦好过。我斜背着一个蓝布包袱，穿一条大裤头子，脚上拖拉着一双大鞋，手里摇着一柄破芭蕉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牛的蛋皮。我们都不好看，人不是好人，牛也不是好牛。但我们很有特色。如果愿意，其实还可以画画路两边的树。路两边的树多半是杨树，杨树里夹杂着一些槐树。杨树上生了那种名叫“吊死鬼”的虫，它们扯着一根游丝在风里荡来荡去。路两边的麦子正在开花，似乎有那么点甜甜的香气。这幅图画固然很好，但我的肉体却很痛苦。我头痛，眼前有点发黑，口里是又干又苦，脚也很痛。但我的这点痛苦跟牛比起来肯定是不值一提。牛受的罪比天还高，比地还厚。它的头不痛是不可能的。我们多少还睡了一点觉，可它却一点觉都不能睡。现在我想起来，其实不让间过的牛趴下是没有道理的。即使是一条没闯过蛋子的牛，让它四天四夜捞不到趴下，也是一桩酷刑，何况它身受酷刑，大量失血后，又伤口发炎。它的腿已经肿了，它血管于里的血也坏了，它那个像水罐一样的蛋皮里肯定积了一包脓血。与牛相比，我受的这点小罪的确是轻如鸿毛了。杜大爷难道就好受了吗？他也不好受。他是68岁的人了，那时候68岁的人就是高龄了，也就是说，杜大爷的大部分身体已经被黄土埋起来了。他嘴里的牙几乎全掉光了，只剩下两个特大的门牙，这两个长门牙给他的脸上增添了一些青春气象，因为这两个门牙使他像一匹野兔，野兔无论多么老，总是活泼好动的，一活泼好动，就显得年轻。接下来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在路上捡到了一把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