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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开始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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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八方风雨”者,并不是说我曾东讨西征,威风凛凛,也非私下港沪,或飞到缅甸,去弄些奇珍异宝,而后潜入后方,待价而沽。没有,这些事我都没有作过。在抗战前,我是平凡的人,抗战后,仍然是个平凡的人。那也就可见,我并没有乘着能够混水摸鱼的时候,发点财,或作了官;不,我不单没有摸到鱼,连小虾也未曾捞住一个。我只有一枝笔。这枝笔是我的本钱,也是我的抗敌的武器。我不肯,也不应该,放弃了它,而去另找出路。于是,我由青岛跑到济南,由济南跑到武汉,而后跑到重庆。由重庆,我曾到洛阳,西安,兰州,青海,绥远去游荡,到川东川西和昆明大理去观光。到处,我老拿着我的笔。风把我的破帽子吹落在沙漠上,雨打湿了我的瘦小的铺盖卷儿;比风雨更厉害的是多少次敌人的炸弹落在我的附近,用沙土把我埋了半截。这,是流亡,是酸苦,是贫寒,是兴奋,是抗敌,也就是“八方风雨”。

    第一节开始流亡

    直到二十六年十一月中旬,我还没有离开济南。第一,我不知道上哪里去好:回老家北平吧,道路不通;而且北平已陷入敌手,我曾函劝诸友逃出来,我自己怎能去自投罗网呢?到上海去吧,沪上的友人又告诉我不要去,我只好“按兵不动”。第二,从泰安到徐州,火车时常遭受敌机轰炸,而我的幼女才不满三个月,大的孩子也不过四岁,实在不便去冒险。第三,我独自逃亡吧,把家属留在济南,于心不忍;全家走吧,既麻烦又危险。这是最凄凉的日子。齐鲁大学的学生已都走完,教员也走了多一半。那么大的院子,只剩下我们几家人。每天,只要是晴天,必有警报:上午八点开始,到下午四五点钟才解除。院里静寂得可怕:卖青菜,卖果子的都已不再来,而一群群的失了主人的猫狗都跑来乞饭吃。

    我着急,而毫无办法。战事的消息越来越坏,我怕城市会忽然的被敌人包围住,而我作了俘虏。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去而被逼着作汉奸,怎么办呢?这点恐惧,日夜在我心中盘旋。是的,我在济南,没有财产,没有银钱;敌人进来,我也许受不了多大的损失。但是,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出走。

    几次我把一只小皮箱打点好,几次我又把它打开。看一看痴儿弱女,我实不忍独自逃走。这情形,在我到了武汉的时候,我还不能忘记,而且写出一首诗来:

    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

    话因伤别潸应泪,血若停流定是灰。

    已见乡关沧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

    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

    可是,我终于提起了小箱,走出了家门。那是十一月十五日的黄昏。在将要吃晚饭的时候,天上起了一道红闪,紧接着是一声震动天地的爆炸。三个红闪,爆炸了三声。这是——当时并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军队破坏黄河铁桥。铁桥距我的住处有十多里路,可是我的院中的树木都被震得叶如雨下。

    立刻,全市的铺户都上了门,街上几乎断绝了行人。大家以为敌人已到了城外。我抚摸了两下孩子们的头,提起小箱极快的走出去。我不能再迟疑,不能不下狠心:稍一踟蹰,我就会放下箱子,不能迈步了。

    同时,我也知道不一定能走,所以我的临别的末一句话是:“到车站看看有车没有,没有车就马上回来!”在我的心里,我切盼有车,宁愿在中途被炸死,也不甘心坐待敌人捉去我。同时我也愿车已不通,好折回来跟家人共患难。这两个不同的盼望在我心中交战,使我反倒忘了苦痛。我已主张不了什么,走与不走全凭火车替我决定。

    在路上,我找到一位朋友,请他陪我到车站去,假若我能走,好托他照应着家中。

    车站上居然还卖票。路上很静,车站上却人山人海。挤到票房,我买了一张到徐州的车票。八点,车入了站,连车顶上已坐满了人。我有票,而上不去车。

    生平不善争夺抢挤。不管是名,利,减价的货物,还是车位,船位,还有电影票,我都不会把别人推开而伸出自己的手去。看看车子看看手中的票,我对友人说:“算了吧,明天再说吧!”

    友人主张再等一等。等来等去,已经快十一点了,车子还不开,我也上不去。我又要回家。友人代我打定了主意:“假若能走,你还是走了好!”他去敲了敲末一间车的窗。窗子打开,一个茶役问了声:“干什么?”友人递过去两块钱,只说了一句话:“一个人,一个小箱。”茶役点了头,先接过去箱子,然后拉我的肩。友人托了我一把,我钻入了车中,我的脚还没落稳,车里的人——都是士兵——便连喊:“出去!出去!没有地方。”好容易立稳了脚,我说了声:我已买了票。大家看着我,也不怎么没再说什么。我告诉窗外的友人:“请回吧!明天早晨请告诉我家里一声,我已上了车!”友人向我招了招手。

    没有地方坐,我把小箱竖立在一辆自行车的旁边,然后用脚,用身子,用客气,用全身的感觉,扩充我的地盘。最后,我蹲在小箱旁边。又待了一会儿,我由蹲而坐,坐在了地上,下颏恰好放在自行车的坐垫上——那个三角形的,皮的东西。我只能这么坐着,不能改换姿式,因为四面八方都挤满了东西与人,恰好把我镶嵌在那里。

    车中有不少军火,我心里说:“一有警报,才热闹!只要一个枪弹打进来,车里就会爆炸;我,箱子,自行车,全会飞到天上去。”

    同时,我猜想着,三个小孩大概都已睡去,妻独自还没睡,等着我也许回去!这个猜想可是不很正确。后来得到家信,才知道两个大孩子都不肯睡,他们知道爸走了,一会儿一问妈:爸上哪儿去了呢?

    夜里一点才开车,天亮到了泰安。我仍维持着原来的姿式坐着,看不见外边。我问了声:“同志,外边是阴天,还是晴天?”回答是:“阴天。”感谢上帝!北方的初冬轻易不阴天下雨,我赶的真巧!由泰安再开车,下起细雨来。

    晚七点到了徐州。一天一夜没有吃什么,见着石头仿佛都愿意去啃两口。头一眼,我看见了个卖干饼子的,拿过来就是一口。我差点儿噎死。一边打着嗝儿,我一边去买郑州的票。我上了绿钢车,安闲的,漂亮的,停在那里,好像“战地之花”似的。

    到郑州,我给家中与汉口朋友打了电报,而后歇了一夜。

    到了汉口,我的朋友白君刚刚接到我的电报。他把我接到他的家中去。这是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从这一天起,我开始过流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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