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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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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三个都不想作英雄。年岁,知识,理想,都不许他们还沉醉在《武松打虎》或《单刀赴会》那些故事中;有那么一个时期,他们的确被这种故事迷住过;现在一想起来,便使他们特别的冷淡,几乎要否认这是自己的经验,就好似想起幼年曾经偷过妈妈一毛钱那样。

    他们三个都不想作汉奸。年岁,知识,理想,都不许他们随便的跪在任何人的面前。

    可是,他们困在了亡城之中。在作英雄与汉奸之间,只还有一个缝子留给他们——把忠与奸全放在一边,低首去作行尸走肉:照常的吃喝,到极难堪的时节可以喝两杯酒,醉了就蒙头大睡。这很省事,而且还近乎明哲保身。

    是的,钻到这缝隙中去,的确是没办法中的办法。论力气,三个人凑在一起,不过只能搬起一块石头来。就说能把块石头抛出去,而恰好能碰死一个敌人,有什么用处呢?三个人绝对抵不了成群的坦克车与重炮。论心路,三个人即使能计划出救亡纲要来,而刺刀与手枪时刻的在他们的肋旁;捆赴行刑场去的囚徒是无法用知识自救的。简直无法可想。王文义是三个中最强壮的一个。差一年就在大学毕业了;敌人的炮火打碎他的生命的好梦。假若他愿意等着文凭与学士的头衔,他便须先承认自己是亡国奴。奴才学士容或有留学东洋的机会,当他把祖宗与民族都忘记了的时候。他把墙上的一面小镜打得粉碎,镜中那对大而亮的眼,那个宽大的脑门,那个高直的鼻子,永将不能被自己再看见,直到国土收复了的一天。忘了祖国与民族?且先忘了自己吧!被暴力征服的人怎能算作人呢?他不想作个英雄,可是只有牺牲了自己才算是认识了这时代给予的责任。这时代意义只能用血去说明。

    他把范明力和吴聪找了来,两个都是他的同年级而不同学系的学友。范明力的体格比不上王文义,可也不算怎样的弱。眼睛不大水灵,嘴唇很厚,老老实实的象个中年的教师似的。吴聪很瘦,黄黄的脸,窄胸,似乎有点肺病;眼睛可很有神,嗓音很大,又使人不忍得说他有病。他的神气比他的身体活泼得多。

    “有了办法没有?”王文义并没有预备下得到什么满意的回答的希望。反之,他却是想说出他的决定。

    范明力把眼皮搭拉下去,嘴角微微往上兜着,作为不便说什么的表示。

    “我们逃吧?”吴聪试着步儿说,语声不象往日那么高大,似乎是被羞愧给管束住。

    “逃?”王文义低声的问,而后待了半天才摇了摇头:“不,不能逃!逃到哪里去?为什么逃?难道这里不是我们的土地?”“我也这么问过自己,”吴聪的语声高了些,“我并不一定要逃。我是这么想:咱们死在这里太可惜,而且并没有什么好处。”

    “是的,我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可惜;三个人的力量太小,无益。”王文义点着头说。忽然,他立了起来,提高了语声象个演说家想到了些激烈的话似的:“可是,亡国奴是没有等级的,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洋车夫没有丝毫的分别,再从反面来说不愿作亡国奴的也没有等级,命都是一样的,血,没有高低;在为国牺牲上,谁的血洒在地上都是同样的有价值。爱国不爱国,一半是决定于知识,一半是决定于情感。在为民族生存而决斗的时候,我们若是压制着情绪,我们的知识便成了专为自私自利的工具。保护住自己,在这时候,便没有了羞耻。站在斗争的外边,我们便失了民族的同情与共感。去牺牲,绝不仅是为作英雄;死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义务,不是什么特别的光荣。想偷生的人说死最容易,决定去牺牲的人知道死的价值。我不逃,我要在这里死。死的价值不因成就的大小,而是由死的意志与原因,去定重轻。”“我明白了你的意思!”范明力的厚嘴唇好象是很吃力的样子掀动着。“死不为是急速结束这一生,而是把一点不死的精神传延下去。”

    “我再说,”王文义的宽脑门上涨出些红亮的光:“我不是什么英雄主义,而是老实的尽国民的责任。英雄主义者是乘机会彰显自己,尽责的是和同胞们死在一块,埋在一块,连块墓碑也没有。”

    “好吧,”吴聪把窄胸挺起来,“说你的办法吧!我愿意陪伴着你们去死!”

    “我们先立誓!”

    吴范二人也都立起来。

    “吴聪,范明力,王文义,愿为国家而死,争取民族的永远独立自由;我三人的身体与姓名将一齐毁灭,而精神与正义和平永在人间!”

    “永在人间!”吴范一齐应声。

    一种纯洁的微笑散布在他们的脸上,他们觉得死最甜蜜,牺牲是最崇高的美丽,全身的血好象花蜜似的漾溢着芬香。他们心平气和的商议着实际的办法。最难决定的——死——已被决定了,他们用不着再激昂慷慨的呼喊,而须把最高的智慧拿出来,用智慧配合着勇敢,走到那永远光明的路上去。他们耳中仿佛听到了微妙的神圣的呼召,所以不慌不怕;他们的言语中有些最美妙的律动。象是回应着那呼召,而从心弦上颤出民族复兴的神乐。

    ***

    在驴儿胡同的口上,无论冬夏老坐着一个老婆婆。灰尘仿佛没有扑落过来的胆气,她老是那么干净。穷困没有能征服了她,她那随着年纪而下陷的眼中,永远深藏着一些和悦亲善的光,无选择的露给一切的人。她的职业是给穷人们缝补缝补破鞋烂袜子;眼还没有花,可是手总发颤,作不来细活计了。她的副业是给一切过路人一点笑意,和替男女小学生们,洋车夫们,记着谁谁刚才往南去了,或谁谁今天并没有从这里经过,而是昨天太阳偏西的时候向北去了。这个副业是纯粹义务的,唯一的报酬是老少男女都呼她“好妈妈”。有人说,她本是姓“郝”的。

    城陷后,胡同口上好几天没有好妈妈的影儿。大家似乎没理到这件事,因为大家也都没敢出来呀;即使大着胆出来,谁还顾得注意她:国土已丢失,一位老妈妈的存亡有什么可惊异的呢?

    可是,她到底又坐在那里了。一切还是那样,但她不能再笑脸迎人。还是那样的一切中却多了一些什么:她所认识的旗子改了颜色,她所认识的人还作着他们的事,拉车的拉车,卖菜的卖菜,可是脸上带着一层羞愧。她几乎不敢再招呼他们。那些男女小学生都不上学了,低着头走来走去,连义勇军进行曲也不再唱。大街上依然有车有马,但是老有些出丧的味儿,虽在阳光之下,而显着悲苦惨淡。

    活了六十多岁,她经过多少变乱,受过多少困苦,可是哪一次也不象这次这么使她感到愤恨,愤恨压住了她的和悦,象梦中把手压在了胸上那么难过。她看见了成群的坦克车在马路上跑,结阵的飞机在空中飞旋,整车的我们青年男女捆往敌营去吃枪弹,大批的我们三四十岁的壮汉被锁了去……这些都不足引起她的恨怒,假如这些事底下没有“日本”这两个字。活了六十多年了,她不怀恨任何人,除了日本。她不识字,没有超过吃喝嫁娶穿衣住房的知识,不晓得国家大事,可是她知道恨日本。日本一向是在人们的口中,在她的耳边,在她的心里,久已凑成一块病似的那么可恨。没有理由,没有解释,她恨日本。只有恨日本,她仿佛渺茫的才觉得她还知道好歹,不是个只顾一日三餐的畜生。现在,满天飞的,遍地跑的,杀人的,放火的,都是日本,而日本这两个字已经不许她高声的说出,只能从齿缝唇边挤擦出来。象牛羊在走向屠场时会泪落那样,她直觉的感到不平与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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