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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团党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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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部住的这边,也叫青坪里。小山庄的旁边,有一道清俊的溪流。溪边是一块大青石,很像是朝鲜人淘米洗菜的地方,邓军和周仆披着一身灰尘,正蹲在这块大青石上洗脸。刚才在敌机轰炸中,他们亲自率领部队救人救火,大部分老百姓被救了出来,由于提水工具不够,火却没有完全扑灭。有的房舍仍旧旋卷着大团大团的黑烟。

  “老邓,”周仆一边捧水洗脸一边说,“敌人对我们一点都不放过,我们也得想点办法呀!”

  “我真担心,敌人发觉了我们的行动,这个仗又打不成。”邓军忧虑地说。

  周仆擦过脸,看见邓军仄楞着身子用一只手洗,很吃力,手巾老搿不干,就急忙抢过来帮他拧干,递给他。

  “咳,”邓军叹了口气,“我简直成了幼儿园的小孩子了。”

  正说话,郭祥从那边皱着个眉头走过来,打了个敬礼。

  “嘎子,”周仆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你怎么弄得像个土地爷似的?快来洗洗!”

  “我找你们有事。”郭祥刚一张口,泪就吐噜噜噜流下来了。

  “哈哈,”周仆笑起来,“你这个乐观派,怎么搞的!”

  周仆捺着他的肩膀,一同坐在草地上,把手里的毛巾递给他。他接过来擦了两把,就把政委的毛巾擦得乌黑,自己一瞅,不好意思地放到旁边去了。

  “营长要处分我。”

  “为什么?”

  “嘎家伙!”邓军说,“准是又调皮了。”

  “这,这次没有。”郭祥庄重地说,“刚才,飞机欺侮我们,实在太不像话了,我忍不住,就随便给了他两枪,营长就说我违反了规定。”

  “什么规定?”周仆忙问。

  “不准打飞机。”

  “唔?”

  周仆沉默了。他低下头,手指在膝盖上不断地捏拢又放开,放开又捏拢,最后握成了拳头,“好,好。”

  “政委,你,你……”郭祥的脸色变了。

  “不,不,”周仆摇了摇手,“我是说问题暴露得好。”他把脸转向邓军。“我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这问题看起来小,实际很重要。这是究竟让敌人从精神上压倒我们,还是我们从精神上压倒敌人的问题。你说打,我说不打,这是两种思想,究竟谁的意见对呀?……”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下去,“出国以来,天天在敌人飞机翅膀下过日子,咱们对消极防御,恐怕也强调得多了些;有人就觉得敌人的飞机碰不得了,飞机一来,就扎到洞里去,连工作都不做了。这不是叫敌人从精神上压倒了吗?一个部队不怕一次仗两次仗没打好,要是叫敌人从精神上压倒了,那就是很危险的。”

  “这几天的确有些人不像样子。”邓军生气地说。

  “现在离天黑还有两个钟头,”周仆扭过脸看看太阳,“我看马上召开团党委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来统一统一思想。你看怎么样,老邓?”

  邓军表示同意。通讯员立刻去传各位党委委员。

  周仆让郭祥先到一边休息,等会儿列席这次会议。郭祥站起身要走,周仆又数落他说:

  “哼,打起仗来是英雄好汉,哭起来像个娃娃。你说,你像个连长不像?没有一点政治风度!”

  “我,我是没有政治风度儿。”他嘻嘻一笑,跑到警卫员那里去了。

  小玲子正在房子里给首长烧开水,他一见就喊:

  “小玲子,先给我倒一缸子!”

  “首长还没喝哩!”小迷糊说。

  “快把人干死了,优待优待嘛!”

  小玲子倒了一大缸子递给他,笑着说:

  “我的大首长,你怎么又犯错误啦?”

  “你们这些当通讯员警卫员的,脑子就是简单。”他很认真地说,“我以前当通讯员那当儿,除了打仗,就是两个饱儿,一个倒儿;当了干部,才知道难哪,问题简直复杂得很。你们以后当了干部就知道了。”

  “哈哈,”小玲子点着他说,“犯了错误还想教训人哪!”

  “错误?”郭祥梗梗脖子,“现在还不知道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咧!”

  在团长政委那边,郭祥刚刚离开,陆希荣就到了。他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怒火,想在首长面前显得平静。

  “政委,”他显出很恭敬的样子,向政委身边靠了一靠,“我觉得出国以来,部队的确存在着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如果不好好解决,对执行战斗任务是很不利的。”

  “什么问题?”周仆瞅着他问。

  “我想首长老早就看到了,”他谦恭地说,“就是纪律问题。我觉得我们营特别严重。上次打伏击,二连连长不执行命令,首长已经正确地解决了。没想到军人大会刚刚结束,紧接着又发生了……”

  “什么问题,你可说呀!”周仆又问。

  “刚才敌人飞机来了,大家都隐蔽得很好,本来不会发生什么事情,谁知道三连连长不听营里的号令,乱打一气,惹得敌机轰炸了一个多小时,全营伤亡了20多人。……”他看了看团长、

  政委的脸色,又继续说,“郭祥同志的确有许多优点,可是这种不遵守纪律的毛病,如果不管严一点,给以必要的处分,对他本人也没有好处。……”

  “你准备给他什么处分?”周仆凝视着他。

  “这,这主要靠首长考虑。”

  “你的意见呢?”

  “我的意见不够成熟。……”他沉吟了一会子,“我觉得,撤职是太重了一些,一般警告似乎又轻了一些,是不是行政上记大过一次,党内给以当众警告比较合适?”

  周仆扫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邓军忍不住了,瞪着他,严肃地说:

  “陆希荣!你是怎么搞的?二连连长是右倾,郭祥是积极求战,怎么能相提并论?……他本质上很好嘛!”

  “团长,你说得对。”陆希荣接上说,“过去,我也认为这同志本质很好,后来有些事情,简直不敢相信。不过有些是牵涉到私人问题,我不愿讲。”

  “你可以谈。”周仆说。

  “我觉得,在上级面前讲一个同志的坏话不好。”他迟迟疑疑地说,“不过,首长一定让我讲,我也只好讲了。”他看看周围无人,小声说:“你们知道,小杨,本来就要同我结婚了,回了趟家,就变了,拒绝举行婚礼。他们俩是一道回来的,走了一路,这里面究竟有什么问题,我还不清楚。这些个人问题,我也不愿追查,上级了解就算了。……”

  “先开会吧。”周仆说。

  大家站起来,向小玲子烧水的小屋走去。周仆看看门口,已经横七竖八摆了四五双鞋子。还没有进门,就听郭祥在里面嚷:

  “谁搞点捐献,提提情绪!”

  “对!谁搞点捐献哪?”孙亮也说。

  “噢,又冲着我来啦。”周仆一面弯腰脱鞋,一面说,“好,好,小迷糊,给他们拿出一包。”

  “小迷糊,拿两包吧!”人们怂恿着。

  “这些个烟筒!”小迷糊说,“就不看看什么环境儿!”说着,在皮图囊里摸索了好一阵子,才取出一包红盒的“大生产”牌香烟,丢在炕上。

  “小迷糊,你可真保守呀!”

  “你这个农民意识!”

  人们抽起烟来,靠着墙坐了一个圈圈儿。小屋子里顿时弄得烟腾腾的。

  周仆向大家扫了一眼,眼光停住了,他指了指郭祥和孙亮的脚,带有责备的意味说:

  “你们俩怎么不脱鞋呀?”

  “穿了脱,脱了穿,太费事了。”孙亮红着脸说。

  “我穿的是五眼儿鞋!”郭祥把腿一伸。

  “五眼鞋就长到脚上啦?”周仆批评说,“已经讲过好多次了,你们当党委委员的,当干部的,都不带头儿,怎么做得彻底呢!遵守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这是主席规定的呀,我的同志哥!……好,下次我们要专门召开一次党委会,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郭祥和孙亮脱了鞋,放到门口。

  团党委委员,除副团长到师里汇报以外,都到齐了。周仆宣布:把“要不要打飞机?”作为本次团党委会的中心议题。

  青年干事出身的营长孙亮,年少气盛,一开会就打冲锋,常常是头一个发言。现在大家又笑眯眯地看着他。

  “先说就先说!”他笑了一笑,“照我看,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过去我们在国内就常打,在红山堡,在二道沟,在大同都打下过。现在敌人飞机一多,好像就成了问题。按我看--”他捋捋袖子,“你不打,它越来越凶,它敢许来揪你的头发哩!”

  人们笑起来。

  “你们别笑,”他接着说,“昨天晚上行军,我碰到第二军的同志,他们说,有一架敌机追杀撤退的老百姓,俯冲射击,飞得太低了,一下子撞到电线杆子上去了。”

  “真疯狂!”

  “该死!”

  人们愤恨地说。

  “所以,一定要打!”他挥挥拳头,“可是现在光搞消极防空,有个别干部,甚至不准战士唱歌、讲话--”

  “为什么?”周仆掩住小本儿,停住笔问。

  “说是一讲话,飞机就听见了。”

  “真是奇谈!”周仆把膝头一拍。

  “你们知道,我们营本来比较活跃。”二营是以文化娱乐工作著称的,曾经得过全师歌咏比赛、战士业余演出比赛的奖旗。孙亮说到这里,声音低了些,脸上不好意思地红了一红,“可是现在呢,听不到歌声了。我看再不打,连气也别出了!”

  “来,孙营长,抽上一根儿!”郭祥赶忙抽出一根烟,替他对着,亲热地递过去。在孙亮发言的时候,他一会儿直直腰板儿,一会儿咳嗽两声,眼珠儿笑得简直像要发出声音来了。

  “说漂亮话容易得很。”陆希荣斜了孙亮一眼,心里暗暗地说。

  “打,是应该打,”小学教员出身、外号“老秀才,的二营教导员李芳亭,瘦长脸上出现了极其严肃的表情,“不过,还是要冷静!关键是能不能打得下来。如果打不下来,再弄一大堆伤亡,不但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受到上级的批评。我看,可以先等等看,看看其他部队有什么经验,再动手不迟。总之一句话:我们还是要冷静,宁可失之于谨慎,切勿失之于鲁莽!”

  陆希荣欠欠身子,看样子要发言了,但是他又抑制住了自己。

  “他,他说的什么‘字话’?”郭祥在孙亮耳边悄悄地问。

  “就是要谨慎!”周仆带有嘲讽意味地说。

  “是需要慎重考虑。”正在做记录的组织股长崔国彬停住笔,说,“我们出国还没有正式打仗,在飞机的轰炸下就伤亡了好几十名。我觉得现在不是打不打飞机的问题,而是使大家重视防空的问题。政治工作也要跟上去。现在怕飞机的,固然也有;可是轻视飞机的,满不在乎的,还是绝大多数。飞机一来,不说隐蔽,还照样大摇大摆地走,你劝他躲一躲,他把眼一瞪:‘几架破飞机,它能抓了我的俘虏?’……他不知道破飞机也能打死人哩!我们所以有这么多伤亡,就是这些‘假大胆’暴露目标造成的!”

  “我完全同意以上同志的意见。”陆希荣看到发言的机会已经到来,就立刻接上去说。“我觉得,现在不是该不该打飞机的问题,而是如何强调纪律性,如何加强管理教育的问题。有人讲,部队有些不够活跃,”说到这里,他故意不看孙亮,但是孙亮那只伸在香烟盒边的脚,却不易察觉地动了一动,“这并不是没有打飞机造成的,这是一些人造成了许多无谓的伤亡造成的。”他顿了顿,又说,“飞机上是敌人,当然应该打,这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值得讨论的,是我们的工作方法。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按具体情况办事,这是应当引起注意的。无论什么工作,我们都要看看时间、地点、条件。有人讲,在国内也打下过飞机,对!可是那时候蒋介石的飞机有多少,现在美国人的飞机有多少?那时候的飞机有多少种类,现在的飞机有多少种类?那时候的飞机是什么速度,现在的飞机是什么速度?据通报,敌人的飞机有1450多架,集中使用在北朝鲜这个小地方,敌人的通讯联络都是近代化的,你发现了几架敌机,一打,马上就会像捅了蚂蜂窝,勾引来很多架,让你走不脱,弄一大堆伤亡,这对完成战斗任务,有什么好处?你要硬打嘛,那也行,可是用什么去打呀,不要说高射炮,高射机枪也没有,就用步枪、手枪去打吗?用手榴弹往天上扔吗?我们营个别干部就有这种冒险情绪。照我看,打的结果,只能是遭到更大的伤亡!……”

  “我问一声,这些日子不打飞机,为什么也有伤亡?”郭祥冷古丁地捅出了一句。

  “我是说,打起来,就会有更大的伤亡!”陆希荣的声音更高了,“就以刚才的事件来说,由于你想出风头,乱打一气,使全营伤亡了20多个,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不对!”郭祥立刻接上说,“营长,你把事情说颠倒了:是全营伤亡了20多个,把我气坏了,我才打的。哼,要是不打,恐怕还会伤亡得更多哩!”

  “再说,打飞机怎么能算是出风头呢,你们为什么不去出这个风头?”孙亮也愤愤不平地说。

  “不要激动!”周仆挥挥手,“可以慢慢讨论。”他又回过头:“参谋长!你也讲一讲嘛。”

  参谋长扶了扶眼镜,他一向是从容不迫的:

  “依我看,消极防空也要注意,积极防空也要注意。好像并没有什么矛盾。不过,在目前说,要是团首长决定打的话,需要严格控制。起码要由团统一掌握。如果每个营连都随便打起来,就会浪费很多弹药。”

  “还是不要统得太死吧,”政治处主任说,“如果一个连发现情况有利,报到营,再报到团,等到批准,飞机早跑了!”

  周仆看发言差不多了,扛了扛团长的肩膀:

  “老邓,还是你来讲一讲吧!”

  “我没有什么讲的。”他扫了大家一眼,把那只独臂一挥,“就是要打!只要是敌人,地下的要打,天上的也要打!爬着的,滚着的,飞着的全要打!”

  使人顿时觉得,这间小屋容纳不下他那洪钟一般的声音。他的声音,看来更适宜于在荒原大野间,在炮火硝烟中作战斗的呼喊。在这间小屋里,立时震得人耳朵嗡嗡地响。

  屋子里空气变了。一种强大的无声的热流,闹嚷嚷的,热辣辣的,倾注到人的血管中去。

  郭祥不由自主地把舌头一伸愉快地笑了。炕上那盒烟,别人都抽了一支,他已经抽了两支了;现在他伏下身去,又从里面抽出了一支。

  那几句话也使得周仆精神振奋,神采飞扬。他“嚓”地划了根火柴,燃着了自己的烟斗,动人地微笑着,瞅着烟斗里细小的火花。这是多么勇敢、多么热情、多么有力量的手在支持他呵!

  对于一个党委书记来说,还有什么比得上这种支持更为可贵呢!

  “同志们!我看不用多讲了,”他沉了沉,提高声音说,“我看,刚才团长的话,就是我们人朝以来第一次团党委会最好的结论!”

  当然,他说不讲了,并不真的就是不讲了;人们知道他燃着他心爱的大烟斗,就是他--一个党委书记,在形形色色思想纷然杂陈的丛林中,已经跋涉过遥远的路程,到达了一个站口的信号。他们,那些党委书记们,他们的职业注定了,在他们的一生中,要永生从事这种没有止境的没有终点的跋涉。而且他们还要力争自己成为党的神经系统中一根尽可能敏锐的神经,来感触,来分析,来鉴别,不仅从词句本身,而且从词句背后洞察出哪种意见真正体现了人民的利益,哪种意见能推动革命的前进。

  周仆发言了。从刚才同志们的发言中,他不仅从正面意见中增强了自己的信念,充实了自己的勇气;而且也从反面意见那里汲拾了合理的因素。他严厉批评了消极防空中所发生的右倾现象,要求积极展开对空射击;同时,也指出了那种粗心大意满不在乎的毛病,要求把消极防空同积极防空正确地结合起来。在这里,他觉得毛主席提出的既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又要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辩证法,像明灯一样照亮着自己的思想。当他分析着这些情况的时候,还是比较平静的,可是当他提到下面一点,就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

  “出国以来,我们没有强调积极防空,我们也有错误。但是有人就觉得敌人的飞机碰不得了,一到地方就钻洞子,工作也不做了,战士们嘲笑他们,叫他们是‘防空司令’,你们各营,有这种‘防空司令’没有?”他严肃地问。

  孙亮笑着说:“我们那里有个管理员,人就叫他‘防空司令’。”

  “你们那里呢?”周仆又瞅着陆希荣问。

  “有,可能有,”陆希荣红着脸说,“不过还没有发现。”

  周仆又接下去说:

  “有人害怕有了伤亡,不能完成战斗任务;想一想,如果让‘防空司令’多起来,能不能完成战斗任务?”周仆竭力想抑制自己的激动,但是不能做到。接着又说:

  “有人讲,做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对!这是党的教导,这是毛泽东思想。但是从实际出发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积极的态度,用革命的精神,促进事物向积极的方向转化;一种是消极的态度,在现代化敌人的面前,在困难面前,不敢动一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考虑一下,对自己作一个判断。”

  说到这里,他瞅了陆希荣一眼,陆希荣像立刻被手指头戳了一下似地低下头去。周仆接着又说:

  “有人还讲,做工作要看时问、地点、条件。这也很对。但是他的意见,实际上是说,只有有了空军,有了高射炮才能打敌人的飞机。大家都清楚,我们的飞行员有的刚跨进航校的大门,有的正在抽调。我附带问一句,昨天来电报调的飞行员,你们选好了没有?”

  “还没有哩!”

  “不好找!条件太严了。”

  人们纷纷回答。还有人问:

  “能不能少凋几个?”

  “不行!少一个也不行。而且要挑最勇敢、最优秀的,纪律性也最好的。这是政治任务!”周仆严肃地说。接着,又回到原来的题目上来,“你们看,我们的飞行员还没有出发,还在这里驾驶‘11’号的汽车哩!”人们笑起来。他接着又说,“这就是说,我们还要等他们进学校,学文化,练技术,才能飞上天去。那末,在这以前呢,我们怎么办?按个别同志的意见,就是瞪着眼睛干等。这真是典型的挨打思想,挨打战术!……”

  郭祥歪着脖儿,向门外的小玲子挤了挤眼。

  “有些人只讲条件,条件,”周仆批评道,“但是他却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人,人的主观能动性。忘记了主观能动性,革命者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当然,客观的可能性是前提,这是丝毫不能背离的;可是,在这个前提下,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这才是一个革命战士应抱的态度!”

  “总起来说,”他把烟斗含在嘴里抽了一口,已经早熄灭了,只好重新拿在手里,“今天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从精神上压倒敌人或者被敌人压倒的问题。我觉得在我们党的面前,不能有第二个选择!”

  最后,他又转向陆希荣说:

  “希荣同志,我希望你立即取消你的规定!”

  “并没有正式规定,只不过临时讲过那末一次……”陆希荣吞吞吐吐地说。

  会议结束了。

  在人们走出房门很远的时候,又听见后面喊:

  “等一下!等一下!”

  大家回头一望,见政委站在门口,迎着明晃晃的夕阳,托着那支熄灭了的烟斗叫道:

  “下一次,专门讨论一次尊重朝鲜人民风俗习惯的问题,不要忘了!”

  “知道了!”

  人们在远远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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