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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陈忠实Ctrl+D 收藏本站

    日暮中,景藩老汉带着几分酒兴,跨进自家门楼,就瞧见儿子无精打采地坐在已经昏暗的前院里的槐树下。他对儿子摆出的这种愁肠苦相的架势十分反感。

    老汉没有招理儿子,推车径直走进去,放下车子,走进里屋,伺老伴:“你跟他说来没?”

    “说来。”老伴回答,“娃说他愿意去开车。”

    “愿意个屁!”老汉斜眼瞅一眼老伴,表示不信任,“你看他难受的那个架势!”

    “晌午我再三问,娃都说愿意嘛!”老伴对于老头一进门来的这种气势不满意,“你甭疑神疑鬼的。”

    “要是真心愿意去,他会蹦蹦跳跳的,你记不记得,那年刚一接到参军通知书,他跑前跑后,嘴里唱唱嗬嗬的,啥架势?”老汉观察到了儿子行为中的漏洞,“你看他现时那个架势,愁眉苦脸,象是要上杀场,哪象是要去参加工作!”

    老伴不能不信服老汉的眼睛是厉害的。她又何尝丝毫没有察觉呢?她明明白白可以看出,儿子想去开汽车,又撂不下自己一手经办起来的砖场和牛场,正象老汉自己当年撂不下刚刚兴办起来的农业社一样。她主张耐心劝导,劝得儿子一两天后到县上去报了到,坐进驾驶室,啥事也就没有了。她很担心老汉动不动就想发火的神气,有可能把事情弄僵。她要劝儿子,又要劝老汉,使这个农家小院里保持平静和安宁。老汉今日一回到家,她就发觉老汉说话腔调很高,脖颈红红的,口鼻里喷出一股烧酒味,就问:“你在谁家喝酒来?”

    “在永槐家。”景藩老汉掼下毛巾,掏出一支卷烟,夹在指缝问,挺着腰站在屋子中央,声高气壮地说,“今日喝得痛快,谈得痛快!”

    景藩老汉从公社出来,觉察出王书记似乎把他当成累赘而急于换掉的用意,感到有点寒心;在路上遇见牛娃的时候,自然就没有顺气,以致态度有失检点;在路过何家营村的时候,被党支部书记何永槐拉到屋里去了。

    两位在土改中结识的农村基层干部,现在坐在方桌对面,对饮起来了。老了,何永槐也老了,土改中冒出的那一茬干部,现在都跟景藩老汉一样,霜染鬓发了。景藩老汉呷着酒,感叹着。几十年的经历,两个都差不多,不过永槐是蔬菜专业队何家营的党支书,家庭经济状况比他好;而个人经历,简直如出一辙。在河西公社里,他俩曾经是粮棉和蔬菜两类作物生产的先进人物,常常代表河西公社到县上和地区出席各种会议。“四清”和“文革”中,两个都被整惨了。他俩作为河西公社大队一级的“走资派”代表,被造反派们押在一辆汽车上,游遍了公社的所有村寨……有幸和不幸,使两人结下了友谊。

    何永槐端出一盘猪头肉,提出一瓶“雁塔大曲”,招待老朋友。

    “地分了?”何永槐明知故问,“牛也分了?”

    “全都分光分净了。”景藩老汉说,“你们蔬菜队不分吧?”

    “喝!”何永槐端起酒,招待景藩老汉,“原先说蔬菜队不分,现时也保不住。”

    “蔬菜队分了地,社员保准不给国家蔬菜公司交菜,差价太大嘛!”景藩老汉问,“工人和干部,都得上自由市场买菜了……”

    “爱上哪儿买上哪儿买去!”何永槐不屑一顾地说,“我盼着分地哪!都他娘的分了,省得我劳神了。”

    景藩老汉呷着酒,瞧着何永槐烦恼的神气,心里说,甭看他嘴里说得那么不在乎,其实他比自己更想不通,不过是赌气话罢了。

    “分了地,分了耕畜,还要咱们这号干部做啥?”景藩老汉说,“各家各户种庄稼,干部没事干了。”

    “抓计划生育嘛……哈哈哈!”何永槐嘲笑似地说,“只剩下这一项工作了……”

    景藩老汉也笑了。

    “你听没听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社员有了钱,干部丢特权’。”何永槐念着他听到的顺口溜,悻悻地说,“当初为办农业社,咱把心操尽了;而今倒好,分地分牛……”他说着,又灌下一杯酒,手在桌上一拍,“广播上说干部不愿意分地,是怕劳动,尽说的屁话!我要是分得几亩地,让他看看,看我种得出何家营的头一份好菜……”

    酒逢知己,话更投机。景藩老汉觉得心里畅快——何永槐把他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了,他虽然这样想,但嘴里不敢说。公社王书记在传达县委关于搞好责任制的文件精神时,批评过永槐刚才念的那几句流传在乡村里的顺口溜,再三解释责任制和单干的本质区别。老汉服从纪律,把自己的“不一致”的看法藏在心里,决不在公开场合乱说乱道。如今何永槐毫无顾忌地说着对实行责任制的“不一致性儿”的话,景藩老汉听得痛快。

    两个“老土改”喝着,对正在贯彻的责任制的农业政策发牢骚……一瓶“雁塔大曲”揭底了。

    这个时候——一九八一年初夏时节,渭河平原的农村里,“责任制”这个新名词,正如当年的“农业社”这个名词一样,在庄稼人的嘴里热烈而新奇地叫响了。大队和小队的干部,纯粹靠土地生活的社员,还有儿子或丈夫在国家机关、工厂工作的农村家属……都在讨论会上,地头场间,街巷屋院,热烈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满意的和不大满意的,高兴的和担忧的,喝彩的和叫骂的,种种听来都似乎理直气壮的意见,汇成一股喧闹的声浪,在乡村里涌流……

    冯家滩党支部书记冯景藩和蔬菜专业队何家营党支书何永槐,两人在摆着烧酒和猪头肉盘子的大方桌上的谈话,还在继续着。景藩老汉听到了合心合拍的话,憋在胸膛里的优烦顿然宽舒了。何永槐又提出一瓶“灞陵”酒来,说他们以后也许见面的机会不会象以往那样频繁,难得痛饮一场。景藩老汉也不执意要走,给儿子马驹要办的手续业已办妥,心地踏实了。

    “叫娃快走!”听完景藩老汉的描述,何永槐大声说,“开汽车挣工资,跟谁不犯一句唠叨,多好的事嘛!何必要当那个队长呢?”

    “人家还想在三队成一番气候哩!”景藩老汉嘴一撇,嘲笑说,“那小子不知深浅……”

    “哈哈哈……”何永槐大笑,“你把你三十年喝的酸辣汤,让他尝一尝,他就灵醒了!”

    景藩老汉和老朋友何永槐,大声嘲笑着儿子的愚蠢行动,现在还想在农村大干一番事业,真是太不识时务了……老汉喝得尽兴,谈得畅快,苍茫暮色里,告辞回家来了。

    和老朋友何永槐一席畅谈,景藩老汉愈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必须尽快地跳出冯家滩这个泥沼。进门来一眼瞅见马驹愁眉苦脸的样子,就难以相信老伴的话。现在,公社的章子盖到合同上了,老汉给德宽和牛娃分别打过招呼了,一切可能成为障碍的因素全都排除掉了,只等儿子明天带上介绍信到县饮食公司去报到了。但他看出了儿子的心病。为了彻底打消儿子还想在三队干什么事业的愚蠢想法,他从里屋走到前院,站在儿子对面,直截了当地说:“马驹,手续办完了,你明天就去找你安国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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