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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招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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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现在,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秀蓉躺在地上的一张草席上,头枕着一本《聂鲁达诗选》,满脸稚气地仰望着他。目光既羞怯又天真。

  那是仲秋的夜晚。虫声唧唧。从窗口吹进来的风带着些许凉意。她只有十九岁,中学生的音容尚未褪尽,身体轻得像一朵浮云。身上仅有的一件红色圆领衫,已经被汗水浸得透湿。她一直紧抿着双唇,闭上眼睛,等待着他的结束,等待着有机会可以说出这句话。她以为可以感动天上的星辰,可对于有过多次性爱经历且根本不打算与她结婚的端午来说,这句话简直莫名其妙,既幼稚又陈腐,听上去倒更像是要挟。他随手将堆在她胸前的圆领衫往下拉了拉,遮住了她那还没有发育得很好的乳房,然后翻身坐起,在她边上抽烟。

  他的满足、不屑和冷笑都在心里,秀蓉看不见。

  他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院子里的颓墙和井台,被月光照得白白的,就像下了一层霜。更远一点的暗夜中,有流水的霍霍声。秀蓉将脸靠在他的膝盖上,幽幽地对他说:“外面的月亮这么好,不如出去转转?”

  他们来到了院外。

  门前有一个池塘,开满了紫色的睡莲。肥肥的莲叶和花朵挤挤簇簇,舒卷有声。池塘四周零星地栽着几棵垂柳。可惜秀蓉既不知道莫奈,也从未听过德彪西的《贝加莫斯卡》。吃惊之余,端午又多了一个可以看轻她的理由。秀蓉想当然地沉浸在对婚后生活的憧憬之中。木槿编织的篱笆小院;养一只小狗;生一对双胞胎;如果现在就要确定结婚旅行的目的地,她希望是西藏。

  她的絮絮叨叨开始让端午感到厌烦。她对眼前令人心醉的美景视而不见,可谓暴殄天物。只是可惜了那一塘的莲花。不过,端午对她的身体仍然残留着几分意犹未尽的眷恋。每走几步就停下来与她拥吻。不论他要求对她做什么,不论他的要求是多么的过分和令人难堪,她都会说:随便你。欲望再度新鲜。她的温和和慷慨,把内心的狂野包裹得严严实实。

  到了后半夜,秀蓉发起了高烧。虽然端午不是医生,可他立即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她作出诊断,宣布那是由于浮凉和疲劳而引起的普通感冒,而感冒是可以被忽略的。凌晨时分,端午趁着秀蓉昏睡不醒的间隙,悄然离去,搭乘5点20分的火车重返上海。临走时,他意识到自己身无分文,就拿走了她牛仔裤口袋里所有的钱。这当然不能算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别人的口袋里拿钱,不仅不是一种冒犯,相反是一种友谊和亲密的象征。

  他留下了一首没有写完的诗,只有短短的六行。题为《祭台上的月亮》。它写在印有“招隐寺公园管理处”字样的红栏信笺上。不过是临别前的胡涂乱抹,没有什么微言大义。秀蓉一厢情愿地把它当作临别赠言来琢磨,当然渺不可解。但诗中的“祭台”一词,还是让她明确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牺牲者”的性质,意识到自己遭到抛弃的残酷事实。而那个或许永远消失了的诗人,则既是祭司,又是可以直接享用供品的祖先和神祇。

  但端午并没能消失很长时间。

  一年零六个月之后,他们在鹤浦新开张的华联百货里再度相遇。谭端午装出不认识她的样子,但没有成功。

  又过了一个月,他们迫不及待地结了婚。

  婚姻所要求的现实感,使得那个中秋之夜以及随后一年多的离别,重新变得异常诡异。双方的心里都怀着鬼胎。他们尽量不去触碰伤痛记忆中的那个纽结,只当它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后来,在连续两次人工堕胎之后,面对妇产科大夫的严厉警告,夫妻俩一致同意要一个孩子。

  “也就这样了。”是他们达成的对未来命运的唯一共识。

  再后来,就像我们大家所共同感觉到的那样,时间已经停止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你在这个世界上活上一百年,还是一天,基本上没有了多大的区别。用端午略显夸张的诗歌语言来表述,等待死去,正在成为活下去的基本理由。彼此之间的陌生感失去控制地加速繁殖,裂变。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秀蓉会如何去回忆那个夜晚,端午不得而知。但端午总是不免要去猜测在他们分别后的一年零六个月中,秀蓉到底出了什么事。这给他带来了怀旧中常有的恍惚之感。

  他甚至有点怀疑,那天在华联百货所遇见的,会不会是另外一个人。

  

  2

  约在两个多月前,家玉去了北京的怀柔,参加律师行业协会的一个司法研讨班。正逢五一长假,儿子被送到了梅城的奶奶家。难得的清静,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美妙。除了可以无所顾忌地抽烟之外,妻子离开后留给他的自由,并没有派上什么实际的用场。

  端午将两个枕头叠在一起,把后背垫高。这样,他就可以透过朝东的窗户,看到伯先公园的溜冰场,看到更远处的人工湖面和灰暗的天空。那些在空中盘旋的乌鸦,铁屑一般。看不见明澈的蓝天并不让他吃惊。偶尔看见了,反而会触目怵心。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将烟灰弹在床头柜上昨晚吃剩的速冻饺子上。

  家玉原本学的是船舶制造,但她在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却满足于摆地摊,倒卖廉价服装。她还开过一家专卖绿豆糕的小店,很快就倒闭了。谭端午用一瓶假茅台作诱饵,艰难地说服了文联的老田,想让家玉去实际上已摇摇欲坠的《鹤浦文艺》当编辑。家玉最终还是拒绝了。她已经摸到了时代跳动的隐秘脉搏,认定和那些早已被宣布出局的酸腐文人搞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经过高人指点和刻苦自学,她如愿取得了律师的执照,与人合伙,在大西路上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尽管谭端午至今仍然弄不清律师如何赚钱,但家庭经济状况的显著改善,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他们家的富裕程度已达到需要两台冰箱的时候(另一台专门用来储存茶叶和咖啡),端午开始感到了眩晕。

  一天傍晚,家玉在未事先告知的情况下,开回了一辆白色的本田轿车。端午按照妻子的吩咐,从楼下的杂货铺买了一大捆鞭炮,在小区门口麻木地燃放。家玉什么时候学会了开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追赶成功人士的道路上跑得太快了,已经有了跑出他视线的危险。接着,家里有了第一位保姆(家玉习惯上称她为佣人)。很快,他们只用农夫矿泉水泡茶。很快,他们的儿子以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二的成绩,转入了全市最好的鹤浦实验小学。很快,他们在市郊的“唐宁湾”购买了一栋带花园的住房。谭端午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被动地接受着这一切,似乎这些变化都与他无关。他仍在鹤浦地方志办公室上班,只要有可能就溜号。每月两千多一点儿的工资只够他抽烟。他仍然在写诗,却羞于拿出去发表。对家玉骂他“正在一点点烂掉”的警告充耳不闻。

  两个多月前,家玉为要不要去北京参加研讨班颇费踌躇。她辗转反侧,依违难决,转而征求丈夫的意见。

  端午“唔”了一声,就没有了下文。

  家玉追到他的书房,明确要求丈夫对开会一事发表意见,端午想了一会儿,字斟句酌地回答道:

  “不妨去去。”  

  已经过了上午十点。墙角的矮柜上,搁着一只养热带鱼的玻璃缸。紫色的照明灯一直亮着。自从妻子离开后,他就没给鱼喂过食。换气泵像是被水草塞住了,原本静谧的泄水声中,混入了微型电机刺耳的嗡嗡声。那尾庞家玉特别疼爱的,取名为“黄色潜水艇”的美人鲨已死去多日。

他看了一会儿欧阳修的《新五代史》。

  他赖在床上迟迟不肯起身,并非因为无事可干,而是有太多的事等待着他去处理。既然不知道先做哪一件,那就索性什么都不做。

  4S店的一位工作人员通知他,妻子的那辆本田轿车已经脱保。对方催促他去与保险公司续约。不过,既然妻子已经离开了鹤浦,车辆实际上处于闲置状态,他完全可以对他们的威胁置之不理。

  母亲昨晚在电话中再次敦促他去一趟南山。他的同母异父的哥哥王元庆,正在那里的精神病防治中心接受治疗。以前母亲每次打来电话,端午都骗她说已经去过了,可这一次的情形有点不同。母亲向他哭诉说,哥哥在春节前,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自残行为。端午当即给精神病院的周主任打电话核实,却被证明是无稽之谈。母亲酷爱编故事。

  他要去一趟邮局。福建的“发烧友”蔡连炮给他寄来了一对电子管。那是美国西电公司(West Electric)1996年生产的复刻版的300B。端午是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对声音的敏感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病态却无力自拔。他打算用西电的这对管子,来取代原先湖南产的“曙光”。据说西电生产的300B,能够极大地增加扬声器低中频的密度,并提升高频的延展性。蔡连炮在电子邮件中吹嘘说:

  

  用我这对管子听舒伯特的《冬之旅》,结像效果会让你目瞪口呆!你几乎能够看得见迪斯考的喉结。听海顿的《日出》,你甚至可以闻到琴弦上的松香味。你能感觉到日出时的地平线,晓风拂面。而瓦尔特报纸版的“贝六”又如何呢?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崩崖裂石,高山出泉,宛如风雨夜至。

  

  这当然有点言过其实,不过端午还是宁愿相信他。每天听一点海顿或莫扎特,是谭端午为自己保留的最低限度的声色之娱。

  每天堕落一点点。

  

  他还要去一趟梅城,将儿子从母亲家接回来。五一长假就要结束了。而在此之前,他还得去同仁堂替母亲买点药。她的便秘已持续三周。端午向她推荐的芹菜汁疗法没有什么作用。

  起风了。黄沙满天。屋外的天色再度阴沉下来,似乎又要下雨。他最好立即动身,否则等雨下起来,他也许根本打不到出租车。

  当然,在所有的这些琐事之外,还有一件更为棘手的麻烦在等着他。

  他家在唐宁湾的房子被人占了。这件事虽然刚刚发生,但其严重程度却足以颠覆他四十年来全部的人生经验。他像水母一样软弱无力。同时,他也悲哀地感觉到,自己与这个社会疏离到了什么地步。

  他躺在床上,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想了好几遍,直到听见有人按门铃。

  这是一个冒失的来访者。既按门铃,又敲门,想以此来强调事情的紧迫程度。

  

  3

  来人名叫骆金祥,自称是庞家玉的乡下表叔。他来自鹤浦所属长洲新区的官塘镇。此人面容苍老,却又染了一头乌发,使端午很难判断他的实际年龄。他的一个儿子死了。另外一个儿子和一个姑娘则被派出所的人抓了进去。

  “我那姑娘是一个哑巴,你是知道的(端午其实并不知道)。国胜是从六楼的阳台上摔下来的,他的舅舅是一个杀猪的。而事情坏就坏在那个从新加坡回来的大学生身上。医院的外科主任一口咬定,毛毛处于植物人状态,可以随意处置。毛毛不是别人,正是庞家玉的小学同学。小时候,两家的大人还提过娃娃亲。国胜叫庞家玉的父亲为岳父大人,村里至今还记得这段老话。”

  老骆一会儿眼泪汪汪,一会儿强作笑颜,把事情说得颠来倒去。他倒不是故意的。

  长洲一带是下江官话与吴方言的混合区,老骆的话音很不好懂。他根本不理会端午递过去的餐巾纸,而是将眼泪和鼻涕偷偷抹在自己的裤裆里。为了弄清楚整个事情的原委,谭端午不得不多次打断了老骆的陈述,通过不断的提问,将那些片言只语,小心翼翼地缝合在一起,使它符合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和逻辑上的因果链。

  老骆的二儿子名叫骆国胜(小名或许叫毛毛),起先在长江上经营挖沙的生意。有了一笔积蓄之后,就在长洲镇上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商品房。拿钥匙的那天,国胜办了一桌酒席,将父母、哥哥和妹妹都请来吃喜酒,一家人欢天喜地的。饭后,兄弟俩靠在卧室的阳台上抽烟闲聊,趁机消化一下满腹的食物,以及乔迁新居所带来的喜悦和妒忌。国胜是一个大胖子,阳台的镀铬栏杆吃不住他的体重。它悄悄地松动,变形,乃至垮塌。国胜在完成了一套业余的高台跳水动作之后,从六楼栽了下来。他被送到医院后,并未马上死去。财务室对账单上的债务已经超过了10万,可他还在那硬挺着,不肯离开这个世界。

  有点不太懂事。

  最后,极富道德感和同情心的外科主任也有些看不下去了。他把骆金祥夫妇,还有国胜那过门不到一年的新媳妇叫到了监护室门外的走廊里,对他们暗示说,即便最后能抢救过来(这样的概率微乎其微),也是植物人无疑。这样拖下去,银子哗啦啦地流走,什么意思么?

  听他这么一说,国胜他娘一连晕过去了三次。

  最后出面解决问题的是国胜的大舅。他是个杀猪的,心硬如铁。他走到国胜的床边,捋了捋袖子,趴在他外甥的耳边,平生第一次用温柔的语调对他说:国胜啊国胜,你这么硬撑着,有意思吗?俗话说,甜处安生,苦处花钱,你上路去吧。这事不要怨你舅舅,实在是你娘和你媳妇的主意。说罢,他抱住那“讨债鬼”的头和脚,往中间一窝,老二抖了抖腿,这才咽了气。

  本来这事就算完了。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村里的一个大学生从新加坡回来探亲。他听说了这件事,就对国胜的哥哥献计说,新建商品房的阳台栏杆经人轻轻一靠,就塌了个屌了,这在文明程度如新加坡一般的国家,是断然不能想象的。毫无疑问,开发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儿子一听,脑子一热,连夜就叫齐了一百多人,将开发商的销售中心围了起来。他们在门外喊了一夜,也没能见到开发商的半个人影,倒是把派出所的人招来了。

  “派出所与狗日的开发商是勾着的,这个你晓得的?”(端午摇头,表示他并不晓得)老骆最后道,“警笛一响,一百多号人一哄而散。可怜我那老大,还有哑巴姑娘,都被派出所捉了进去。人到现在还没放。”

  老骆的故事,与互联网上类似的社会新闻相比,实在没有多少新意。端午连茶也没给客人泡,心里暗暗盼望着他早点离开。他心烦意乱地告诉老骆,他的妻子庞家玉此刻并不在鹤浦。她到北京学习去了。而他本人,则“对法律一窍不通”。随后,他刻意地保持沉默。一声不吭,是他的绝招。他知道骆金祥支持不了多一会儿。他的冷漠和心烦意乱都不是装出来的,因而更加令人生畏。

  老骆带来的礼物,一网兜品相不好的水果、一袋黑芝麻、两瓶“蓝色经典”洋河白酒,庄重地搁在淡蓝色的玻璃茶几上。

  两个人僵持了一阵,老骆并没有感到任何不自在。他不无夸耀地提到了农村的新变化。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拆迁。新建的航空工业园外,甚至停着一架报废的麦道82飞机。八车道宽敞的马路,三个小时可达杭州。亚洲最大的造纸厂。镇上的瑞典籍工程师。他甚至还提到了在四星级宾馆门前公然拉客的妓女。说起这些变化,老骆的脸上不无骄傲之色。端午只得明确地提醒他,自己一会儿还得出门办事。

  金祥临走前,再次提到了死者的那个舅舅。他想出来的解决办法是,由他(舅舅)出面,将国胜的遗体从医院的太平间取出来,在夜幕的掩护下,将它悄悄地运到派出所,堵在派出所的门口。诈他娘的一回尸。舅舅的见识是:派出所再厉害,也不太可能拘留尸体,等到他们找上门来,事情的主动权说不定会悄然易手。金祥让端午帮他合计合计,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不可控制的后果。

  端午想了半天,字斟句酌地回答道:“也不妨试试。”

“你确定?”老骆马上反问道。

  端午疑心自己一旦说出“确定”二字,对方的“恭喜你,答对了!”就会脱口而出。看得出,老骆对中央电视台“快速抢答”一类的综艺节目,早已谙熟于心。

  看见金祥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端午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他认真地把舅舅的计划想了一遍,建议作出如下改动:

  “你们不妨大张旗鼓地为死者办丧事。殡仪馆的灵车绕道至派出所的门口,由母亲出面,恳请派出所准许你的大儿子和哑巴姑娘参加葬礼。必要的时候,可以下跪。只要人放出来,事情就可了结。”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等办完了丧事,我们再把人还回去?”金祥问。

  端午的心一下就揪紧了。他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看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已经远远地超出了骆金祥们的理解力。

  

  4

  两年前,母亲张金芳就正式地向端午提出来,他们要从梅城搬到鹤浦来住。她要让孙子若若在她的视线中长大成人。母亲所说的他们,除了张金芳本人之外,还有一个安徽籍的保姆小魏。当端午试着与妻子商量这件事的时候,庞家玉不假思索地断然拒绝:“想都别想!你让她趁早死了这个心吧。”

  家玉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端午只能劝母亲“缓一缓”。张金芳虽说远在梅城,可她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出“缓一缓”这三个字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关节。她知道,又是“那个屄”在作怪。她并不着急。她有的是修理儿媳妇的祖传秘方。随便使出一两手阴招,庞家玉很快就招架不住了。

  “要不,我们另买一套商品房给他们住?”家玉终于退了一步,主动提出了她的折中方案,“南京、上海,甚至苏州的房子,都快涨疯了。鹤浦这边暂时还没什么动静。即便从投资的角度考虑,也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你说呢?”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去银行办理按揭,以及接下来的装修,都由庞家玉一手操办。她知道端午指望不上。用她的话来说,端午竭尽全力地奋斗,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无用的人,一个失败的人。这是她心情比较好的时候所说的话。在心情不那么好的时刻,她的话往往就以反问句式出现,比如:

  “难道你就心甘情愿,这样一天天地烂掉?像老冯那样?嗯?”

  她所说的老冯,是端午所供职的地方志办公室的负责人。他是一个鳏夫,有点洁癖,酷爱庄子和兰花。他有一句名言,叫做:得首先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才能最终成为他自己。句式模仿的是马克思,弹的还是“君子不器”一类的老调。

  与谭端午相反,家玉凡事力求完美。她像一个上满了发条的机器,一刻不停地运转着。白天她忙于律师事务所的日常事务,忙于调查、取证和出庭,到了晚上,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折腾自己的儿子。她逼儿子去背《尚书》和《礼记》,对儿子身上已经明显表露出的自闭症的兆头却视而不见。她自学奥数、华数和概率,然后再回来教他。她时常暴怒。摔碎的碗碟,已经赶上了顶碗杂技训练的日常消耗。她的人生信条是:一步都不能落下。

  家玉所挑选的楼盘位于西郊的北固山下。家玉很满意“唐宁湾”这个名称,因为它是从英文Downing演化而来的。另外,她也没来由地喜欢英国。尽管至今没去过,但她已经开始频繁地浏览英国各大学的官方网站,为将来送儿子去剑桥还是牛津犹豫不决。

  新房是个底层带花园的单元。没有家玉所厌恶的“穷光蛋回迁户”。周围五公里范围内没有化工厂和垃圾焚烧站。楼上的住户姓白,是个知识分子家庭。不养狗,不打麻将,据说儿子还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可惜名字不叫白岩松。

  还好,一切都称心如意。

  可是,当新居装修完毕,夫妻二人准备将老太太接到鹤浦来住的时候,张金芳却冷冷要求他们“再等一等”。她的理由合情合理,不容辩驳:装饰材料和新家具里面暗藏着甲醛、二甲苯和其他放射性物质,半衰期长达七年,“假如你们不想让我早死的话,就将房子空关个一年半载再说。”那些复杂的化学名词与专业术语从母亲的嘴里毫不费力地说出来,让夫妻二人面面相觑。看来,母亲成天躲在阴暗发霉的卧室里,手握遥控器,控制着那台25寸电视机的屏幕时,她实际上也在控制着整个世界。

  眼看着就到了家玉去北京学习的前夕。临走前,家玉琢磨着房子空关在那儿有点可惜,就嘱咐丈夫,不如将它先租出去。一个月的租金就按2500算,一年下来就是3万。端午把自己的那点可怜的工资与期待中的租金一比较,没有任何底气去反驳妻子的建议。

  “这事就交给我来办吧。”他主动承担了这一重任。在妻子离开后的第二天,就去北固山一带漫无目的地转悠去了。

  他还真的发现了一家经营房屋租售的公司,名为“颐居”。就在唐宁湾小区的边上。简易的活动板房,白色的墙板,蓝色的屋顶。几个小青年正在里边嗑瓜子,打扑克。接待他的业务员是个女孩,亲热地称呼端午为“谭哥”。他喜欢她的小虎牙,喜欢她暧昧、艳冶的笑容,很快就和他们签订了代租合同。月租金果然是2500元,每三个月支付一次。

  当他办完了手续回到家中,双腿搁在茶几上,舒舒服服地欣赏贝多芬的晚期四重奏时,才猛然想起房产证忘在了颐居公司。小虎牙将它拿去复印,忘了还给他。看看天色还早,他打算听完了贝多芬的那首升C小调的131,就回去取。其间他接到了三个电话,其中两个是骗子打来的,另一个则来自他的同事小史。小史知道他老婆不在,她那轻松而无害的调情,旁逸斜出,没完没了。

  当他再次想起房产证这回事,已经是三个星期以后的事了。

  他去牙科医院拔智齿。回家的途中,趁着麻药的劲儿还没过,就让出租车司机绕道去了唐宁湾小区,打算取回他的房产证。可颐居公司忽然不见了。白墙蓝顶的简易房早已不知去向。原先活动板房所在的地方,如今已变成了一块新修的绿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手握橡皮水管,正在给新铺的草皮浇水。看来,社会发展得太快,效率太高,也不总是好事。

  当时,谭端午也没有意识到问题有多么严重。他捂着隐隐作痛的脸颊,来到唐宁湾B区的新居前,发现自己的钥匙已经无法插入门上的锁孔了。他按了半天门铃,无人应答。他只得绕到单元楼的南边,透过花园的蔷薇花丛,朝里边窥望。

  自己家的花园里,齐膝深的茅草已被人割得整整齐齐。花园中央还支起了一把墨绿色的太阳伞,伞底下的木椅上坐着一个戴墨镜的女人。她正在打电话。

  端午吓了一跳,下意识地猫下腰来,躲在了邻居家蔷薇花丛的后边,似乎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心事。

  他没有立刻把这件事告诉远在北京的庞家玉,而是首先向他在鹤浦晚报当新闻部主任的朋友徐吉士求助。吉士让他不要慌。他在电脑上飞快地查了一下,很快就回电说,鹤浦的确有一家名叫颐居的房屋租售中介公司,只是两个电话都无人接听。公司的总部在磨刀巷2号。

  “没什么可以担心的。”吉士安慰他道,“你把房子租给了中介公司,公司又将房子租给了别人。这很正常。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可我的感觉不太好。”端午道。他又补充说,在这个时代,不好的感觉总是要被应验,成了一条铁律。

  吉士拿他的感觉没办法。

  傍晚时分,两人心急火燎地赶往磨刀巷,正遇上拆迁户撒泼闹事。一家老小浑身上下浇满了汽油,威胁自焚。大批的警察在巷子口设立了安全线,他们根本进不去。根据徐吉士的分析,既然整个巷子都在拆迁,颐居公司自然也不会正常办公。他们决定重返唐宁湾小区,找租家先问问情况再说。

  他们在门口守候了两个小时,堵住了下班回家的女主人。这个女人是个高个子,从一辆现代“索纳塔”轿车上下来,胳膊上挽着一只冒牌的LV坤包。她的态度十分蛮横,根本不爱搭理他们俩。她说,房子是她从“某公司”合法租下的,并有正式合同。她预先付清了两年的房租。

两年。她说得清清楚楚。

  徐吉士低声下气地问她,能不能去家里略坐片刻,双方好好沟通沟通,那女人反问道:“可我凭什么让你们进屋?现在的社会治安这么乱,我知道你们是什么人?”

  吉士早已将自己的名片掏了出来,恭恭敬敬地双手递给她。那女人看都不看,眼神中透着嫌恶和不屑。于是,此刻已变得有点气急败坏的徐吉士,觍着脸问她的“贵姓”,在哪里上班,那女人就猛地摘下墨镜,将头发早已谢顶,状态颇显猥琐的徐吉士打量了半晌,用纯正的北方话对他道:

  “你他娘的算是哪根葱啊?装他妈的什么大尾巴狼?”

  趁徐吉士被吓得一哆嗦,稍一愣神的工夫,那女的早已进了屋,门“砰”的一声就撞上了。

  唐宁湾小区边上,有一家扬州人开的小馆子。很脏。他们在那吃了晚饭。啤酒泛出杯沿,都是泡沫碎裂的声音。吉士说,那女的长得有点像孙俪,只可惜脸上多了几个雀斑。端午根本不知道孙俪是谁,但他知道吉士喝多了。吉士又问他,有没有留意她臀部很大,腰却很细。他越说越下流,秽亵。他喜欢脸上有雀斑的女人。他说,到目前为止,他最大的遗憾是,

  还没有和脸上有雀斑的女人上过床。

  第二天下班后,端午再次来到了磨刀巷2号。颐居公司所在的那栋老楼,已拆掉了一半。黑黑的椽子外露,像X光片下的胸肋。

  

  5

   骆金祥走后,端午把莫扎特的那首《狩猎》又听了一遍。感觉不像以前那么好。太多的烦心事像枯叶一样堆积在他的内心。他知道,痛苦从根本上说,是无法清除的,只能用一个新的来盖住那个旧的。为了把自己从这样一个有毒的心绪中解救出来,他决定立即动身去梅城接儿子。

  梅城原是鹤壁专区所属的一个县。由于发电厂、货运码头和备战船厂的修建,1962年拆县建市,成为计划单列市。1966年至1976年,梅城先后更名为永忠市和东方红市。1988年,梅城重新划归鹤壁管辖,成为一个新型化工区。鹤壁也和临近的浦口合并在一起,改名为鹤浦市。

  1976年10月,14岁的谭端午陪伴母亲和哥哥,将父亲谭功达的遗体送去火化。那是他记事后第一次看见父亲。从梅城模范监狱到城外的火葬场,只有不到8公里的路程,他们竟然走了差不多整整一天。滂沱大雨淹没了狭窄的煤屑公路,也多少冲淡了装载尸体的平板车上发出的阵阵恶臭。平板车被一辆熄了火的运煤大卡车挡住了去路。那时,他们已经能够看见火葬场的烟囱了。

  它被一道绚丽的彩虹映衬着,显得壮美无比。

  端午愿意用他尚未充分展开的一生作抵押,渴望大雨停止,渴望尽快抵达那里,渴望早一点摆脱那具正在腐败的死尸。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他想到火葬场,心中奔腾着的情感竟然首先是渴望抵达的朦胧希望。或者不如说,它就是希望本身。母亲除了用恶毒的语言高声咒骂父亲之外,也显得束手无策。哥哥王元庆尽管与父亲没有血缘关系,却在关键时刻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他将父亲已经有点腐烂的尸体从板车上卸下来,背在背上,趟水步行,终于在太阳落山之前,将父亲送进了火葬场的焚尸炉。王元庆也就此确立了自己作为未来家长的牢固地位。

  在他面前,母亲开始变得柔眉顺眼,迅速地蜕变成一个受他保护的小女孩。

  这座殡仪馆仍在原先的位置。它位于鹤浦至梅城高等级公路的正中间。高大的烟囱依然摄人心魄,只是记忆中的彩虹不再出现。在殡仪馆的正前方,一座现代化的妇婴保健医院正在拔地而起。虽说殡仪馆早已废弃不用,但尚未来得及拆除的烟囱仍以一个睿智而残酷的隐喻而存在:仿佛呱呱坠地的婴孩,刚一来到人世,就直接进入了殡仪馆的大门,中间未作任何停留。

  刚过了五月,天气就变得酷热难当了。出租车内有一股陈旧的烟味。司机是个高邮人,不怎么爱说话。道路两边的工厂、店铺和企业,像是正在疯狂分裂的不祥的细胞,一座挨着一座,掠窗而过,将梅城和鹤浦完全焊接在一起。

  金西纸业。梅隆化工。华润焦化。五洲电子。维多利亚房产。江南皮革。青龙矿山机械。美驰水泥。鹤浦药业。梅赛德斯特许经销店……

  虽然是晴天,端午却看不见太阳的位置。它在,你却看不见它。也看不到一只鸟。他听见手机响了起来,却未马上接听。他在心中反复斟酌,艾略特那首广为人知的《TheWasteLand》,究竟应该译作《荒原》,还是《被废弃的土地》?好像这事真的很要紧。

  庞家玉从北京打来了电话。端午问她,为什么闹哄哄的?他什么也听不清。

  “我和朋友正在中关村的沸腾鱼乡吃饭。我出来了。现在听得清楚吗?”家玉似乎有点兴奋。

  她提到了上午听过的一个报告。报告人是一个姓余的教授。他讲得太好了。从全国各地来的学员们在吃饭时仍在争论不休。报告的题目似乎叫做“未来中国社会的四大支柱”。

  由于夫妻二人本来可聊的话就不多,再加上庞家玉在明显的激动中情绪亢进,端午只得假装自己对所谓的“四大支柱”发生了强烈的兴趣。

  “哪四大支柱啊?能不能简单地说说?”

  “第一是私人财产的明晰化,第二是宪法的司法化,第三是……后面两个,怎么搞的,我这猪脑子……等我想想。”

  “是不是代议制民主和传媒自由啊?”端午提醒她。

  “没错,没错。就这两条。咦,你是怎么知道的呀?神了,你又没听过上午的报告。”

  “狗屁不通的四大支柱。不过是食洋不化的海龟们的老生常谈。”端午刻薄地讥讽道:“你可不要瞎激动,人家余教授的支柱可是美国福特基金会。”

  听他这么说,家玉在电话那头立刻就不做声了。短暂的静默过后,家玉问他房子被占的事有没有进展。端午说,他前天下午又去了一趟唐宁湾,那个脸上有雀斑,长得像孙俪的女人威胁说,如果他胆敢再去敲门,她就立刻报警。

  就好像那房子原本就是他们家的。

  “这事你就别管了,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别忘了去梅城接孩子。早晨要看着他把鸡蛋吃完。还有,你每天都要检查他的作业,仔仔细细地检查,尤其是奥数……”

  端午告诉她,此刻他就在赶往梅城的出租车上。

  

  若若的肩头站着一只虎皮鹦鹉。绿色的羽毛像铜锈,红色的冠顶像鸡血。它叫佐助。端午不知道儿子为什么要给它取上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也懒得去打听。若若正在给它喂瓜子。小魏手里捏着一把香葱,从厨房里出来,朝他怯怯地一笑。

  这个小姑娘来自安徽的无为,是家玉从家政公司雇来的保姆。端午不能容忍在写作时有人在他眼前晃悠,就在张金芳七十大寿的那一天,将她作为生日礼物转让给了母亲。每次见到她,端午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悲怜之感。她伺候母亲还不到两年,孩子气的口吻,眼中亮晶晶的光芒,身体里掩藏不住的活力,都一并消失不见了。嘴角的线条变得僵硬而锋利,小动物般的眼神既警觉又卑怯。

  母亲在卧室里用扑克牌算命。电视机开着。桌上的茶盘里放着几块饼干。看到端午走进来,她就用遥控器调小了电视机的音量,立即向他抱怨起自己的肚子来。她的肚子涨得像一面鼓。敲上去咚咚响,拉出来的屎一粒一粒,硬硬的,就像羊屎豆一样。还得小魏一点一点地替她往外抠。除了便秘之外,她也健忘得厉害,刚说的话,一眨眼就忘记了。

  “家玉怎么没一起来?”母亲问道。

  “她去北京了,还得有一个月才能回来。她刚刚给我打电话,还让我代她问你好。”

  “那就多承她这份好心。”母亲不冷不热地道,“你去看过元庆了吗?”

  “过阵子就去。”端午说,“这两天太忙了。”

  “总是忙。也难怪,你们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前程。我不妨碍你们。到了我这把年纪,活一天,算是两个半天,迟早是个死。你们不用放心上,就当是家里养了条老狗。有人定时喂点食,我就知足了。”

  端午见她越说越不是滋味,眼见得又要哭哭啼啼,只得赶紧找话来打岔。

“昨天晚上我又梦见元庆了。”母亲说,“真是日鬼。他不是你爹亲生的,每走一步,都踩着那个疯子的脚印。人站在地上,脑子却飘在云头里,真是日鬼。当初我就不高兴他出钱去修什么精神病院,结果呢?精神病院盖好了,他自己头一个住了进去。”

  母亲说着那些不着边际的话,朝正在门口探头的若若招了招手,“快过来,你老子要带你走了,过来亲亲奶奶。”说着,她扶着桌沿,艰难地站起身来。

  若若朝她跑过去,一头扑在她怀里,差点把她撞倒。母亲俯下身子,搂着他,将脸侧过来让他亲了一下。

  “不行!两边的脸都要亲。”母亲笑着又把脸转向另一侧。

  

  出租车开出去很远了。坐在后排的若若隔着防护栏,用手指捅他的肩膀。

  “老爸,恐怕我们还得原路返回。”

  “为什么呢?又要作什么怪?”端午扭过身去。若若肩头上的那只虎皮鹦鹉,正在威严地望着自己。

  “我的PSP游戏机忘在奶奶家了。”儿子说。

  “没关系,忘了就忘了吧。过几天我们还要过来。你正好收收心。”端午不假思索地说。不知为何,他害怕再见到母亲。

  “可是,老爸,你最好还是回奶奶家一趟吧。”儿子不紧不慢地说。

  “到底怎么回事?快说!”

  “因为,PSP是装在书包里的呀。”

  “你是说,你把书包也落在奶奶家了?”

  “本来就是。”

  端午只得叹了口气,苦笑着,吩咐司机掉头。

  当出租车来到母亲家小区的大门口时,他看见小魏正提着儿子的书包,在马路边四处张望。

  

  6

  1985年7月,谭端午从上海一所师范大学的中文系毕业,留在了该校的第三附属中学教语文。当时,他作为诗人的名声已经给他的恋爱带来了不小的便利。不断更换女友的原因,据说是为了找到自命不凡的爱情,可其中夹杂着多少对肉体的迷恋和贪婪,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很长一段时间中,他始终找不到比性交更好的事。

  一天下午,他去校门口的银行取钱。在窗口排队等候时,他遇见了自然辩证法研究所(简称自辨所)的一位教授。谭端午在本科阶段苦读《资本论》时,曾多次登门向他求教。此人已离开了自辨所,成了新创建的哲学系的系主任。他极力怂恿谭端午离开三附中,报考他的研究生。那时的端午还未学会拒绝别人的好意,就一口应承下来,进入了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

  等到毕业答辩的那个学期,发生了一件席卷全国的大事。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在任何时候都显得情绪亢进、眼睛血红、嗓音嘶哑。他以为自己正在创造历史,旋转乾坤,可事实证明,那不过是一次偶发的例行梦游而已。从北京回来不久,他就开始了颇为夸张的自我放逐(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考虑,此举都完全没有必要)。北上陕甘宁,南下云贵川,折腾了半天,最后回到了他的老家梅城。

  母亲张金芳差一点没认出他来。在听了儿子离奇的经历后,张金芳眼睛里含着激动的泪光,一遍遍地抚摸着儿子的肩胛骨,笑道:“儿啊,你都快要变成姚佩佩那个小瘟屄了。”

  当时,谭端午对于母亲口中的这个姚佩佩不甚了了,也根本没有心思去刨根问底。他在鹤浦的诗友徐吉士和陈守仁一路打听,来到了家中,力邀他前往鹤浦暂住。因为那里“相对比较安全”。陈守仁的母亲是鹤浦园林局的副局长,很容易就在南郊的山坳里为他找到了一处隐身之地。

  他所居住的那个行将坍塌的小院,名为听鹂山房,是古招隐寺的一部分。吉士说,1700年前,昭明太子萧统也曾在这个小院中编过《文选》。竹篁清绝,人迹罕至。院外有一方宽阔的池塘,养着睡莲,四周长满了芦荻和菖蒲。白天,他在炎炎夏日的蝉鸣和暴雨中酣睡。晚上的时间,则用来阅读他心爱的聂鲁达和里尔克。

  吉士和守仁很少来看他。据说也是为他的安全着想。

  那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三个月。这种甜蜜和愉悦,不仅来自城市山林的清幽阒寂、风物幽美,不仅受惠于晨昏颠倒的无拘无束和无所事事,也来自于他对人生的全新领悟:他置身于风暴的中心,同时又处于风暴之外。端午甚至于暗暗期盼着,能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夏去秋来,朝雨暮云;花发花落,直至终老。当然他也知道,如果没有外力的强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他已经在痛苦地思考这样一个令他震惊的悖论:没有强制,其实根本就谈不上任何自由。

  仲秋的蒙蒙细雨很快将他拽回到现实之中。离开鹤浦的前一天,徐吉士口袋中揣着一瓶“双沟大曲”,前来向他告别。他的手里拎着一只血水淋漓的芦花鸡,他还带来了鹤浦船舶工程学院的两个女生。一个略胖,一个清瘦。据说,她们都酷爱写诗。

  那天下午,端午领着三位客人,把招隐寺所有的遗迹都转了个遍。但端午很少说话,女孩们的出现,使得依依惜别的情感愈发浓郁。另外,仔细地比较这两个女生的气质与长相,也耗费了他太多的精力。最后,他们来到一条快要干涸的溪流边。徐吉士命令两个女生转过身去,以便他们对着“梦溪秋泛”的摩崖石刻撒尿。两个女生都捂着嘴笑。在她们转过身去的时候,吉士神秘地对端午小声说道:

  “如果在这两个女孩当中,你可以留下一个过夜,无需考虑后果,你会挑谁?”

  端午当时并未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抖裤子的一刹那,未来的命运就此改变,而是虚伪地推托说:“这怎么可以?我连她们的名字都还没记住呢。”

  两个女孩都很迷人。选择一个,就等于是放弃另一个。他还是更钟情于长得略胖的那个。至少看上去颇为开放,言谈举止有一种成熟的、落拓不羁的美。她穿着暗红色花格子西装短裤。裸露的大腿已无需验证。另一个女孩,一说话就脸红,稚气未脱,面目清纯,哪怕是动一动“不好”的念头,都给人以一种很强的犯罪感。

  既然谭端午一直表白自己不好意思,徐吉士只得替他挑选。从端午那些发表的诗歌来看,吉士断定端午对“纯洁”有着非同一般的迷恋。于是,傍晚时分,在浓密的树林中,徐吉士带着胖女孩(后来端午知道,她叫宋蕙莲)“突然失踪”。

  后来,端午也知道,徐吉士离开招隐寺后,就带她去看电影了。在光线昏暗的电影院里,徐吉士有些突兀的试探很不成功。看上去“很好弄”的宋蕙莲,在给了他一记凶狠的耳光之后,还用刺耳的苏北话当众骂了他将近十五分钟,迫使印度电影《奴里》的放映一度中断。

  与此同时,在招隐寺池塘边的小院里,李秀蓉坐在电炉前,正在为钢精锅盛不下一只芦花鸡而发愁。她一脸茫然地望着谭端午,笑道:“把鸡头按下去,鸡腿就顶了出来,怎么办?”

  端午就借机把脸凑向她的耳边,用一种他自己也觉得陌生的古怪腔调对她说:“我这里,也有什么东西要顶出来了……”

  秀蓉一时没听懂他的流氓话。她转过脸来,仰望着他,冒失地问道:“什么东西?能不能让我看看?”

  话音刚落,她的脸一下就红了。眼睛里露出惊骇和难以置信的表情。端午就把她手里紧紧拽着的一双筷子拔了出来,顺手扔进了墙角,然后抱住了她。

  她的挣扎也在他意料之中。他知道,她的羞耻心和道德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他紧紧地搂着她,一声不吭。在悲哀和怜悯中,等待着她僵硬的身体慢慢变软。等待着她双唇微启,双目紧闭,喘息声一点点加剧,任由他摆布。

  事情比他预想的还要顺利得多。可他并没有就此忘掉另一个女孩。即便是在进入她身体的那一刻,他的脑子里仍想象着夕阳中闪闪烁烁的花格子红短裤。甚至,他有些冷酷地想到,要是换成了另一个女孩,会不会感觉更好。

  他问她疼不疼,秀蓉的回答让他不由得一阵揪心:

  “不用管我!”

  事后,她有些撒娇地将手掌摊在灯光下给他看。端午在拔去她手中筷子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竹棱竟然在掌心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口子。好在伤口不深,流出来的一点血,也早已凝固。端午就顺便夸她的手好看。不知为什么,秀蓉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好不好看,反正它已经是你的了。”

  端午听她这么说,猛不丁地吓了一跳。他心里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将自己第二天一早离开鹤浦的事告诉她。直到秀蓉再次把头靠在他的膝盖上,对他说:“外面的月亮这么好,要不要出去走走?”

  于是,他们出了院门,来到了门外的荷塘边。她那只受了伤的手,一直在他的口袋里与他十指相扣。初秋的风冷却他发烫的脸。他甚至能听见紫色的睡莲在夜间开放的声音。

  在返回上海的火车上,一种深深的担忧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他无法假装不知道,秀蓉还在发烧。他从她牛仔裤口袋里掏出来的钱,还剩下12块零8角。他买了一瓶矿泉水,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手在发抖。他从这些钱币中还发现了一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他的名字和地址。

  昨天下午,他们刚一见面,胖姑娘宋蕙莲就向端午索要上海的通讯地址。秀蓉明显地犹豫了一下,大概是觉得自己如果不也要一个,似乎有点不太礼貌,就勉强地提出了她的要求。现在,这张写有自己名字和地址的纸条,又回到了端午的手中。这就意味着,假如秀蓉意识到自己被遗弃之后,甚至无法给他写信。

  “难道我还希望她给我写信吗?”端午克制不住地一遍遍问着自己。经过意志力的反复作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她不过是一个小地方的女孩子。一切都结束了。两个人未来的道路,没有交汇点。

  学校里一切如常,就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没人追究他长达四个月的神秘失踪;没人向他问起他在那场暴风雨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没有人让他写检查,或协助审查;甚至就连自己的导师,对他的突然失踪,也只字不提,讳莫如深。

  又过了两个月,论文答辩在延期了半年后终于再次举行。他顺利地拿到了哲学硕士学位。导师让他在继续攻博,或者去上海教育出版社就职之间作出选择。很不幸,这一次谭端午对导师的真实意图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开始全力以赴地准备第二年四月份的博士考试,对师兄弟们旁敲侧击的善意提醒置若罔闻。最后,他以笔试总分第一的成绩,在最后的面试中败北。导师将来自黑龙江的一位女进修教师纳入自己帐下。

  不过,导师总算没有忘记他。

  在五一节的家庭便宴上,已升为副校长的导师又提出两个单位,供他挑选。一个是上海博物馆,另一个则是宝钢集团的政策研究室。谭端午一直都想找个机会与导师决裂,便当着众人的面,坚决地予以拒绝。随后,师徒二人发生了剧烈的争吵。端午完全失控,“暮年心炽,不忘荣宠”一类的蠢话,也连带着脱口而出,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过分。导师的脸被气得煞白,训斥他的时候,连脏话都带出来了:

  “策难!侬格小赤佬,哪能格能副样子!侬以为侬是啥宁,弗来三格!”

  管他来三弗来三,既然端午已决定不食周粟,不接嗟来之食,拂袖而去,只能是最终的选择了。他后来四处投递简历,都没有回音。他还两次去过用人单位的招聘会,都没有获得面试的机会。很快,宿舍的管理员领着保卫处的两个彪形大汉,来到他的寝室,责令他在一个星期之内,从第一学生宿舍消失。

  他偶尔也会想起秀蓉。想起她略带忧戚的清瘦面容。她那清澈的眼神。她那天穿着的红色的圆领汗衫。还有,那只受了伤的手。她在招隐寺池塘边跟他耳鬓厮磨时说过的话,像流水一样漫过他的全身。百感交集之中,亲人般的情愫,哽在他的喉头。

  事实上,他也曾给徐吉士打过一次电话,询问秀蓉的近况。吉士因为宋蕙莲的指控(她坚持认为,吉士在电影院中侵犯她的私密之处,并非乳房,而是乳头),在派出所呆了十五天。端午一提起秀蓉,吉士就马上用“往事不堪回首”一类的话来搪塞。他显然被吓坏了。端午还尝试往鹤浦船舶工程学院寄过一封信,可很快就被退了回来。

  到了这年的六月初,他的桥牌搭档,中文系古代文献专业的唐伯高,向他透露了一个重要讯息。鹤浦矿山机械厂要到他们系来招一位中文秘书,待遇优渥,可没人愿意去。伯高说,有人漏夜赶科场,有人风雪还故乡,你既是鹤浦人,与其在这里飘着,不如归去来辞个他娘的的。端午心里纵有一百个不愿意,也只得答应试试看。事情进展之顺利,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

  一个月后,他已经在学校的办公楼,办理户口和粮油关系的转移手续了。所有的人都对他笑脸相迎,所有的办事员都手执圆头图章,身体后仰,随时准备在他送上的表格上给予重重的一击。

  只有当他想起秀蓉,沉浸在与她共处一个城市这样虚幻的亲切感之中时,他的心里才略微好受一些。

  矿山机械厂位于鹤浦市三十公里外的一个荒僻的小镇上。到处尘土飞扬。除了每天陪厂长喝酒之外,基本上无事可干。他向吉士抱怨说,他来到的这个鬼地方,似乎并不是就业,简直就是被劫持,跟蹲监狱没什么本质的差别。陈守仁和徐吉士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将他的档案关系转到了鹤浦地方志办公室。

  端午来到鹤浦之后,并未立即去找她。甚至也不想这么做。吉士尝试着要给他介绍新的女友,端午也没有拒绝。直到一年后,他与秀蓉在华联百货二楼的周大福金店再次相遇。

  那时的秀蓉已经改名为庞家玉了。

  当时,端午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秀蓉在改掉她名字的同时,也改变了整整一个时代。

  

  7

  这是周末的一天。吃过晚饭,端午将儿子叫到餐桌边坐下。一边抚摸着他那柔软的头发,一边郑重其事地告诉他,自己要出去一会儿,可能很晚才能回来,问他能不能一个人“勇敢地”呆在家中。

  “那我能玩PSP吗?”儿子提出了他的交换条件。

  “当然可以。你想玩多久,就玩多久。”

  “我能不能看《火影忍者》?”

  “看吧。”

  “那,我能不能带上佐助,去戴思齐她们家……”

  “不行,绝对不行!”

  谭端午斩钉截铁地打断他:“你不能出门,也不能让任何人到家里来。爸爸带着钥匙。无论什么人按门铃,你都必须装作听不见。你还记得去年冬天咱们小区13号楼发生的灭门案吗?一家五口,包括不到两岁的……”

  端午没再说下去,因为他发现儿子下意识地搂紧了那只鹦鹉,眼睛里早已流露出明显的惊恐之色。

  徐吉士下午打来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晚上在“呼啸山庄”有一个聚会。而且,国舅也会到场。“你们可以好好谈一谈。既然你找不到颐居公司,不如让国舅来弄她。”端午不知道国舅是谁,也不太清楚吉士为何要让他们见面。正想问个明白,吉士匆匆就将电话挂了。

  “呼啸山庄”是陈守仁建在江边的别墅。离废弃的船坞码头不远。守仁总能窥见市政府的底牌。他知道五年后的船坞码头一带会变成什么样子,就以极低的价格从江边的渔民手里买下了大片的宅基地。凿池引水,盖楼圈地,忙得不亦乐乎。他和主管城建的一位副市长去了一趟意大利,就异想天开地要让江边肮脏的棚户区变成另一个苏莲托。前年冬天,别墅刚落成的时候,端午和家玉就曾去过。他也时常去那儿钓鱼。不过,那一带暂时还看不出什么灯红酒绿的样子。芦蒿遍地,荒草丛生,加上江风怒吼,野兔出没,让人更觉凄凉。

  端午在马路边一连拦下了三辆出租车,可没有人愿意去那个“鬼地方”。最后,在一旁窥望多时的一个摩的司机,推着摩托车来到他跟前,阴沉着脸对他道:

  “日你妈妈!来噢,五十块钱,阿去啊?”

  端午犹豫了一下,只得上了他的车,搂着他那肥肥的啤酒肚,朝江边码头的方向疾驰而去。

  与前一次来的时候相比,守仁的庄园还是有了不小的变化。“呼啸山庄”这个名称似乎可以改成“画眉田庄”了。花园的东南角新建了一座八角凉亭。凉亭边有一座太湖石堆砌的假山,只是刚栽的紫藤和茑罗还没来得及将它覆盖。凉亭与别墅之间,有一条用鹅卵石铺成的小径,小径旁甚至装上了蘑菇状的路灯。草坪大概刚刚修剪过,端午还能从草香中闻到阳光特有的味道。花园里原先有一个挖了一半的水坑,守仁曾想修一个露天游泳池,现在则在四周砌上了青石,养起了莲花。

紧挨着东边铁门的铁蒺藜院墙边,密密地栽了几排泡桐。虽说才一年多,泡桐已经长得很高了。吉士说,守仁当初栽下这些泡桐的目的,就是图它长得快,希望这些泡桐长成一道密不透风的树篱,将他的别墅与不远处混乱肮脏的棚户区隔开。守仁崇尚病态的“唯美”和“虚静”。那些打着赤膊的穷光蛋,让他一看就心烦。这些人的存在,会严重地干扰守仁“静修”时的心境。

  园子的西边有一大块空地,一直延伸到过江的高压线塔的边上。守仁将他的乡下老婆小顾,从泰州接了过来,在那片空地上种植“绝对不用农药和化肥”的有机蔬菜。黄瓜、大豆、番茄、扁豆、茄子、大蒜,应有尽有。除了供应他一日三餐之外,还能分赠好友。家玉曾用小顾送来的韭菜做了一次春饼,结果由于吃得太多,反而拉起了肚子。

  小顾在灯光幽暗的门廊下迎候他。尽管端午再三表示自己已吃过晚饭了,可守仁还是执意让夫人给他下了一碗湾仔馄饨。

  下沉式的大客厅里坐了一屋子的人。烟雾缭绕。他们分成几拨在聊天。除了文联主席老田和几位鹤浦画院的画家之外,端午基本上都不认识。其中或许不乏当地的政府官员。因为他们要么不说话,要么净说一些不着调的废话,末了还感叹:“现在的老百姓,真是不太好弄。”

  当守仁向老田感慨说,这年头还是保命要紧时,老田突然把身体向沙发上猛地一靠,笑道:“日你妈妈!这命,是你想保就能保得住的吗?”

  他们正在探讨养生经。水不能喝,牛奶喝不得。豆芽里有亮白剂。鳝鱼里有避孕药。银耳是用硫磺熏出来的。猪肉里藏有β2-受体激动剂。癌症的发病率已超过20%。相对于空气污染,抽烟还算安全。老田说,他每天都要服用一粒儿子从加拿大买来的深海鱼油,三粒复合维生素,还有女儿孝敬他的阿胶。

  端午问守仁,怎么没看见吉士?

  守仁大概是没听见,正向老田推荐他最近研制的养生新配方:用冬虫夏草、芡实、山药、莲子和芝麻磨成粉,用燕窝、蜂浆和骆驼奶调匀了,放在蒸锅里蒸。

  老田问他,是单峰骆驼还是双峰骆驼,旁边坐着的一个身穿开襟毛衣的女孩,“扑哧”一声就笑了起来。她的脸上,有一种令人伤心的抑郁,也有一种让中年男人立刻意识到自己年华虚度的美。

  守仁还是听见了端午刚才的问话。因为他此时笑着对那个女孩说:“绿珠啊,你到楼上去,把徐叔叔叫下来。”

  原来,吉士正在楼上打牌。

  很快,徐吉士醉醺醺地从楼上下来了。他的身后跟着一个身穿黑西装的人。此人长得又矮又胖,却十分的敦实。留着小平头,基本上没脖子。大概他就是吉士在电话中提到的那个“国舅”了。

  吉士没有朝客厅这边过来。他站在楼梯口的一缸棕榈树下,向端午招手。

  那个叫绿珠的女孩没有跟他们下楼来。

  三个人出了别墅的大门,径直走到了对面的凉亭里。吉士让端午将唐宁湾房子被占的事向国舅说一说,让国舅带人“扑过去”,替他把那个长的像孙俪的女人轰走。端午倒不是怀疑国舅的能力,而是觉得这样做过于鲁莽。他犹犹豫豫地刚开了个头,国舅就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这种事情大同小异。你不说吾也晓得呢!不要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她怎么占了你的房子,吾没得屌兴趣。这样好不好,你直截了当,你妈告诉吾,你想怎么弄她?”国舅手里捏着一只粗大的雪茄,在鼻孔下面转动,手上戴着的那枚方方的大戒指十分显眼。

  端午瞅了瞅国舅,又求援似的看着吉士,怔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你妈!这世上就没得王法了。你发个话,想怎么弄她就怎么弄她,吾要么不出动,一出动就是翻天覆地。你发个话唦!”国舅仍在那里催促他。

  徐吉士见状赶紧对国舅道:“你妈妈,事情还不曾做,不要先把人吓死掉。房子的事,就由你去摆平,让他们滚蛋就行,以不伤人为原则。”

  国舅道:“这个吾晓得呢,有数呢,没得事的。”

  正说着,忽然看见小顾沿着鹅卵石小径,朝这边急火火地走过来。小顾说,守仁请了两个评弹演员前来助兴,出租车在经过棚户区的沈家巷时,轧死了一条小狗,被村民们围住了。小顾让国舅赶紧过去看看,“多把人家几个钱,先把人给领回来。”

  “屌毛!”国舅一听,就从石凳上蹦了起来,一边掏出手机打电话,一边骂骂咧咧地跟着小顾走了。

  “国舅这个人,今天喝了点酒,有点激动。”国舅走后,吉士对端午道。

  “这事最好不要让他插手。”端午正色道,“家玉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平常最看不惯吆五喝六的人。她还有一个月就从北京回来了,此事等她回来再做商议。事情还没到那个火烧眉毛的程度。无非是损失几个房租罢了。万一火上浇油,国舅这边再生出什么事来,反而不好收拾。”

  听端午这么说,吉士又想了想,道:“那就先缓一缓?”

  “缓一缓。”端午道,“你们怎么叫他国舅?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嗨,他本名叫冷小秋,是鹤浦一带有名的小混混,近来靠上了守仁这棵大树。平常手下养着七八十号人马。一旦房屋拆迁遇到麻烦,房地产商往往会来请他去‘主持正义’,他就指挥着手底下的那帮小喽啰,一哄而上,见鸡杀鸡,见狗杀狗。当地百姓都怕他。去年,他还被全市的房地产行业评为‘拆迁能手’。其实,地方上有时候也暗中找他帮忙。”

  徐吉士笑了笑,又接着道:“他有个妹子,上高中时与我和守仁同班,人长得漂亮,有个外号叫‘杨贵妃’。她既然是皇妃,小秋不就成了国舅了吗?”

  “我怎么从没听你说起过?那个杨贵妃后来如何?”

  “嫁给一个复员军人,两口子都依着守仁,在他公司里做事。听说贵妃还给守仁生过一个儿子,也不知真假。”

  两个人在凉亭里又聊了一些别的事。吉士起身,仍旧去楼上打牌。

  端午很想早一点离开,又苦于打不着出租车,只得回到客厅找老田,想让他的那辆破“奥拓”捎他一段。可老田却没有立刻就走的意思。他眯缝着眼睛,对端午道:

  “唱评弹的两个小妞,不是还没到吗?”

  不知什么时候,守仁已经离开了。客厅里剩下的几个人,正围着两个军迷,讨论歼-14的挂弹量,未来航母的舰载机型号,99型主战坦克的作战性能,以及万一南海发生战事,是先打越南,还是先打菲律宾。端午对军事一窍不通,也没什么兴趣,硬着头皮听他们聊了一会儿,就有点后悔把儿子一个人放在家里。他给家里打了一通电话,没人接。他只得假设若若已经在床上睡熟了。

  国舅已经去了很长时间,可还是没有立竿见影地把那两个评弹演员救回来。可见他也没有自己所吹嘘的那么神通。

  

  8

  循着一缕幽暗的桂花香,端午把走廊墙上挂着的油画逐一看了个遍。不觉中,他已走到了大厅西侧的厨房。小顾正在指挥着两个厨子做夜宵。厨房里水汽缭绕。小顾竟然也听说了唐宁湾房子被占的事。她熟练地搓着糯米小圆子,裹上白糖和桂花,放到油锅里去炸。随后,又将一只装有酒酿的玻璃瓶子递给端午,让他帮忙打开。

  端午一边和小顾说着闲话,一边装出对烹调很有兴趣的样子,不时问上一两个连他自己都深感无聊的问题。比如豆沙馅里为何要拌入猪油?这个季节哪来的桂花?等等。他看见厨房里有一扇通往北边花园的小门,就从那儿踱了出去,来到了屋外。

  “呼啸山庄”建在江边的一个平缓的草坡上。顺着青石板铺成的小路往前走,可以一直走到草坡底端。那里有一片幽光粼粼的水面。它不过是长江的内江,为泄洪而开凿的人工河。河边有一把收起的遮阳伞,两张木椅。那是平时守仁钓鱼的地方。端午和吉士偶尔也来凑趣,在那儿垂钓,喝茶。

  内河中有一道被青草覆盖的拦水坝,通往对面的长江大堤。黑暗中,河水有一股难闻的腥味。他能听见鱼的唼喋声。

  端午拂去木椅上的露水,正准备在那坐一会儿,忽然看见对面的江堤上还站着一个人,正在向他挥手。

当他沿着拦水坝,朝对岸走去的时候,身后的别墅里终于传来了咿咿呀呀的唱评弹的声音。只是琵琶声听不太真切。拦水坝上有泄水漫过,水流的声音把它盖住了。

  “你带烟了吗?”那人蹲在大堤上,朝他远远地喊道。

  此时,端午已经认出她来,就站在水坝中央,对她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假如我没有带烟的话,就可以原路返回了?”

  绿珠就咯咯地笑了起来。

  她和守仁沾着点亲。她叫小顾姨妈,却奇怪地称守仁为“姨父老弟”,不知为何。平常聚会的时候,守仁也偶尔带她过来。端午和绿珠从来没有说过话。她有一点目空一切的矜持,不爱搭理人。她眼中的任何人都是另一个人。用守仁的话来说,仿佛一心要掩盖自己的美貌,她总是故意将自己弄成邋里邋遢、松散随便的样子,永远是一副睡不醒的神态。

  在点烟的时候,火光照亮了她的脸。她的眼眶红红的,似有泪光闪烁。端午只当没有看见。两个人隔着两、三米远的距离,并排坐在江堤上,看着江面。地上散落着几只细长的白色烟蒂。

  端午问她为何一个人呆在这里,她也不答话。

  “据说这一带就是过去看广陵潮的地方。”绿珠忽然道,她的声音里还夹杂着童稚的清亮。

  “长江从这里入海,”端午道,“这一带,过去就叫海门。”

  江面上起了雾。江堤往下,是大片的芦苇滩和几块漂浮在江边的沙洲,似乎一直延伸到江中心的水线处。看不到过往的船只。噼噼啪啪的引擎声和低沉的汽笛,在暗雾中远远地传来。黄色的雾霭隔绝了对岸的城市灯火,甚至就连对岸发电厂的三个高耸入云的大烟囱,也变得影影绰绰。

  没有月亮。

  “你看见前面那片渔火了吗?”绿珠朝远处指了指,“会不会是江边的渔民正在下网捕鱼?”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端午果然看见江堤的西边有灯火闪动。像夏夜的荧光一样,似有若无,闪烁不定。

  “想不想去看看?”

  “那地方看着近,实际上远得很。”端午道,“都说看山跑死马,说不定走到天亮,我们也走不到那儿。”

  “反正也没事嘛。”绿珠此刻已经站起身来,“你要不来,我一个人可不敢去。”

  端午听见她说话嘟嘟囔囔的,就问她嘴里吃着什么。

  “口香糖,你要不要?”她把口香糖递给端午的同时,顺手把他从地上拉了起来。她的手凉凉的。

  他们沿着江堤,往西走。

  绿珠的老家在泰州。父母都是生意人,分别经营着各自的电解铝和硫酸铜公司。父亲死后,她在十七岁那一年与母亲大吵一架,开始离家出走。游遍了大半个中国之后,她到了甘肃的敦煌。她不想往前走了。她喜欢戈壁滩中悲凉的落日。她唯一的伴侣就是随身携带的悲哀。她说,自从她记事的时候起,悲哀就像一条小蛇,盘踞在她的身体里,温柔地贴着她的心,伴随着她一起长大。她觉得这个世界没意思透了。

  那年夏天,守仁利用他从德国拷贝来的技术,在西宁投资了一家生产塑钢门窗的企业。他和小顾处理完西宁的业务,闲来无事,就去了一趟鸣沙山的月牙泉。途中经过一个名叫“雷音寺”的戈壁古刹,无意中撞见了绿珠,彼此都吓了一大跳。当时,绿珠正和一个从峨眉山来的“游方僧”,在香烟袅绕的天井里悠闲地喝茶。他们连哄带骗,将绿珠带回了鹤浦。

  当小顾喜滋滋地拨通姐姐的电话,向她请功卖好的时候,绿珠的母亲只说了一句“我没这个丫头”,就把电话给挂了。

  “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绿珠囔着鼻子道。

  他们已经走到了一处废弃的船坞边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腥的铁锈味。她随便就能引用诗经里的句子,让端午不由得暗暗吃惊。

  “你当时呆在雷音寺,是想出家吗?”端午拉着她的手,从巨大的钢梁的缝隙中穿过,以防她不慎掉入深不见底的坞槽之中。她的经历听上去那么荒诞不经,更像是一个传奇。

  “我对出家没什么概念。”绿珠道,“我只是想找个干净的地方死掉。我喜欢那里的深房小院,喜欢地上的青苔和大树的浓荫。院子的墙角有一丛木槿花,那不过是很普通的花。在我们老家,家家户户都用木槿来编织院子里的篱笆。正因为它太普通了,我从来没有好好地看过它,其实它挺漂亮的。乳白色的花瓣,花底有黑斑,像蝴蝶的翅膀。那天下午,雷音寺里正好没什么游人,我就一个人站在那儿傻看。一个光着脚的峨眉僧人打那经过。他老得不成样子,忽然对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哭了好半天。后来我就想,出家也许真是一件挺不错的事。”

  “那个和尚跟你说了什么话?”

  “他先是嘿嘿地笑了一下。我回头看看,发现他嘴里的牙齿都掉得差不多了。嘴巴瘪塌塌的。他说,松树千年朽,槿花一日歇。我开始没听清楚,想让他再说一遍,那老头早已走远了。”

  她说,当她在雷音寺遇见“姨夫老弟”时,游方僧已经答应收她为徒,并给了她一个法号:舜华。她特别喜欢这个法号。因为在《诗经》中,舜华正是木槿的别称。

  绿珠跟着守仁回到鹤浦。没呆几天,冷静下来的母亲还是从泰州赶了过来。她倒没有执意将绿珠领回去,而是将她托付给了妹妹小顾。临走时,给她留了一张银联卡。后来,守仁就和小顾商量,用卡里的钱送她去澳大利亚的一所会计学校读书。绿珠在墨尔本只呆了不到半年,就去了欧洲。当她把银联卡里的钱花得差不多时,就又回到鹤浦来了。她说国外也没劲。哪儿都他妈的没劲。

  守仁只得给她在公司安排了一个职位。可绿珠从不去公司上班,有兴致的时候,就陪着她的姨妈,伺弄那一园子的花草和蔬菜。

  他的手机响了。

  虽然端午心里早有准备,可家玉的态度之严厉,还是超过了他的估计。他不想当着绿珠的面与她吵架,不由得压低了声音,故作轻松地与她周旋。这显然进一步激怒了家玉。

  “你在哪儿?我是问你现在在哪儿?和谁在一起?什么朋友?叫什么名字?你现在是越来越有出息了!嗯?你竟然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都快十二点了,还不回家!什么是啊是啊!你别装糊涂。我告诉你,在美国,你这是违法的!你知不知道?”

  最后这一句话把端午惹火了。

  去你妈的美国。他在心里骂了一句,对家玉的怒骂答非所问地敷衍着,嘴里说着“好阿好啊,以后再谈”,随后就关掉了手机。

  

  他们已经沿着江堤走了好长一段了。当他们回过头去,已经看不见刚才经过的船坞的铁塔了。很快,他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臭味,而且越往前走,臭味就越加浓烈。端午几次建议她原路返回,可绿珠却兴致不减:

  “就快要到了嘛!快到了,再坚持一会儿。说不定,我们还能从渔民手里买点活鱼带回去,说不定还有螃蟹呢!”

  他们最终抵达的地方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填埋场。就在长江堤坝的南岸,垃圾堆成了山,一眼望不到边。没有张网捕鱼的渔民。没有鲜鱼和螃蟹。想象中的渔火,就是从这个垃圾填埋场发出的。通往市区的公路上,运送垃圾的车辆亮着大灯,排起了长队。在垃圾山的顶端,几十个人手拿电筒,穿着长筒的胶靴,挤成一堆,在那儿翻检垃圾。离他们不远的堤坝下,是一个用垃圾围成的场院,里面有一家小吃店。几个垃圾清运工正在露天围桌而坐,大声地说着话,喝着啤酒。

  绿珠并没有显露出大失所望的样子。她向端午要了一根烟,在江堤上坐了下来,呆呆地望着那几个正在喝酒的司机。

  端午也只得强忍着难闻的臭气,挨着她坐下来。不知道哪一个念头触动了她的伤情,绿珠的情绪再度变得抑郁起来。端午正想着找什么话来安慰她,忽听见她低声地说了一句:

  “妈的,就连这几个非人,也过得比我好。”

  “什么叫‘非人’?”

  “就是烂人。”

  “人家好端端的,又没惹你。”端午笑了起来,“另外,你怎么知道他们过得比你好?”

  “他们至少还能及时行乐……”

  “难道你就不嫌臭吗?”过了一会儿,端午像哄小孩一样地问她。

“我无所谓。”绿珠说。

  “难道我们就守着这个垃圾场,一直呆到天亮?”

  “我无所谓。真的,怎么都无所谓。”她还是那句话。

  “就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和史湘云?”他开玩笑地对绿珠说。

  这时,绿珠抬起泪眼婆娑的脸,飞快地看了他一眼,笑道:

  “只可惜,没有妙玉来请我们喝茶。”

  

  9

  端午从“呼啸山庄”回到家中,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五点多了。

  守仁亲自开着他那辆凯迪拉克,一直将他送到家门口的单元楼下。守仁还送给他两条“黄鹤楼”牌香烟,一袋黑龙江“五大连池”的大米,当然,也少不了小顾为他准备的一大网兜新鲜蔬菜。他在灰蒙蒙的晨曦中向守仁道别时,忽然觉得这个呵欠连天的老朋友,也不像他以前想象的那样俗不可耐。

  他在灯下补写昨天的日记。开头的一句竟然是:

  

  美好的事物扑面而来。

  紧接着的一句话与第一句毫无关联:

  最使人神往的,莫过于纯洁和宁静以及对生死的领悟。

  

  连他自己看了,都觉得莫名其妙。

  他在给儿子准备早餐的时候,若若已经刷完了牙,正在给鹦鹉喂食。自从家玉从川西的藏区带回了这么个宝贝之后,儿子就一次也没有睡过懒觉。他担心佐助饿着。他给它喂松仁、葵花子、南瓜子、黄小米,给它喝蔬菜汁。为了给它增加营养,他还时不时在瓜子松仁的外面裹上一层烤化的黄油。

  “老爸,本来,我昨天想替你说谎来着。可惜失败了。”在餐桌上,若若把煎鸡蛋塞在面包里,讨好地对他说。

  “什么意思?”

  “昨晚老妈九点钟打来一个电话。我撒了个谎,说你正在洗澡。她说那好吧,就挂了。可问题是,她在十一点多又打来一个电话……”

  “那又怎么呢?”

  “我还说你在洗澡。”儿子不好意思地笑了,“老妈就说,嗯?他两个小时都还没把澡洗完吗?”

  “然后呢?”端午摸了摸他的头,又替他把脖子上的红领巾拽了拽,问道。

  “我说了实话,老妈发了飙。”

  儿子的话让他再度陷入到令人厌恶的烦闷之中。他不得不考虑,如何向家玉解释昨晚的事。虚构故事,已经让他感到深深的厌倦。当然,他也意识到,与绿珠相识所带给他的那种灵魂出窍的魔力,正在一点一点地变得迟钝。

  送走儿子之后,端午仍然毫无倦意。他靠在客厅的沙发上,听了会儿音乐。巴赫的平均律。自从换上了蔡连炮寄来的胆管之后,古尔德的钢琴声果然更加饱满,且富有光泽。他甚至能够看见遗世独立的古尔德,坐在一张母亲为他特制的小矮凳上,夸张而古怪地弹着琴,旁若无人地发出多少有些病态的哼唱。端午喜欢一切病态的人。他想起两年前,他曾和欧阳江河去蒙特利尔参加一个诗歌节。旅途中,同行的诗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古尔德。他们最关心的,是寻找白求恩的雕像。

  可他没能听多一会儿,就睡着了。十点多,单位的同事小史给他打来电话。她压低了声音对他说:“刚才冯老头到资料室来找你。他来过两次了,好像有什么急事。我替你说了一个谎,说你去文管会了。”

  “别老说去文管会啊。我还可以去别的单位啊,比如文物局啊,计委啊,发改委啊,当然,必要的时候,我还是可以生病的。”端午笑着对她道。

  她说的谎并不比儿子高明多少。

  “冯老头刚走,老鬼就来了。他中午要请我去天天渔港吃刀鱼,你说怎么办?”

  “那就去呗!”端午笑道。

  小史“呸”了一声,就把电话挂了。

  

  10

  地方志办公室所在的那栋三层灰色小洋楼,位于市政府大院的西北角。房子年久失修,古旧而残破。不知何人所修,不知建于何年何月。灰泥斑驳,苔藓疯长,墙上爬满了藤蔓。它是各类小动物天然的庇护所:老鼠、蟑螂、白蚁、壁虎、七星瓢虫,不一而足。自从有一天,一条被当地人称为“火赤练”的无毒花蛇被发现以后,原先在这里驻扎的妇女联合会决定连夜搬家,给正发愁无处栖身的方志办腾出了地方。

  端午刚来的时候,因单位没能提供宿舍,他被默许临时住在办公室过夜。那年冬天,他用电炉煮面条时,不小心烧穿了木地板。刚刚出生的小老鼠一个接着一个从焦黑的地板洞里钻了上来,一共五只,颤颤巍巍地爬到了端午的棉鞋上。那些肉色的、粉嫩的、楚楚可怜的小家伙,让他彻底改变了对于老鼠的不良印象。他还从中挑了一只最小的,养在笔筒里,每天喂以残菜剩饭,希望它像传说中的隐鼠一样,为他舔墨。明显是营养过剩,小老鼠被他养得又肥又壮。等到它有足够的力气顶翻笔筒上盖着的那本《都柏林人》,便逃之夭夭,不知了去向。

  那是一段寂寞而自在的时光。百无聊赖。灰色小楼里的生活,有点像僧人在静修,无所用心,无所事事。在这个日趋忙乱的世界上,他有了这么一个托迹之所,可以任意挥霍他的闲暇,他感到心满意足。唯一困扰着他的,是一种不真实感,他觉得自己有点像《城堡》中的那个土地测量员。

  那么,鹤浦市政府到底需不需要一个地方志办公室这样的常设机构?自从1990年8月他从鹤浦矿山机械厂调到这里的那天起,端午就一直为这个问题感到困惑,迄今为止,没有答案。

  除了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和刘侗的《帝京景物略》等有限的几本书之外,端午对于方志掌故一类的文献,并没有多少了解。他只是隐约地知道,过去的地方志通常是由个人编撰的,如被称为“淮左二俞”的俞希鲁和俞阳。这就给他造成了一个错觉:他调入地方志办公室,是给地方上的某个“村野学究”当助手。完全没想到的是,它竟然是一个地方上的局级单位。在编的工作人员就多达二十余名。不仅有主任、副主任,还下设编审科、编撰一科、编撰二科、档案科、资料科等诸多部门。

  一般来说,地方志差不多30至50年才会重修一次,这是惯例。可市政府最近创造性地提出了所谓“盛世修志”的设想,将修志的间隔缩短为二十年。但即便如此,在无志可修的年月里,这么多人挤在那座阴暗潮湿的小楼里,如何打发时间?

  好在还有“年鉴”一说。

  既然中国发展得那么快,新鲜事那么多,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统计数字,又那么的庞杂和激动人心,社会发展的成就,自然需要在年鉴中得到反映。再说,年鉴的编辑和整理,也可以为日后大规模地重修地方志准备必要的资料。

  尽管这里的工资待遇甚至还比不上矿山机械厂;尽管除了他本人之外,办公室的其他人员一律在五十岁以上,且心理状态都有些不太健康;在小史调来之前,方志办竟没有一位女性;当他每次去市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组织年鉴编写时,对方的神色既愤怒又不屑;尽管,每当家玉与他吵架时,都会讽刺他“正在那个小楼里一点点地烂掉”,可是说实在的,端午倒有点喜欢这个可有可无,既不重要,又非完全不重要的单位。有点喜欢这种“正在烂掉”的感觉。

  他慢慢地就习惯了从堆积如山的书卷和纸张中散发出来的霉味。一到下雨天,当他透过资料科办公室的南窗,眺望着院墙外那片荒草丛生的滩涂,眺望那条乌黑发亮,臭气逼人的古运河,以及河中劈波斩浪的船只,他都能感觉到一种死水微澜的浮靡之美——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哺育并滋养着他的诗歌意境。

  地方志办公室的主任已换过三个。去年刚来的这一位,名叫郭杏村,原来是市文化局的局长。因为一件闹得沸沸扬扬又无法查证的风化案,他不得已同意了市里平级调动的方案。和他差不多同时调入方志办的小史,虽说人有点笨,但作为这里唯一的年轻女性,还是颇得郭主任的青睐。老郭经常来资料科,找她畅谈人生。有时候,据说半夜里还把她从床上叫起来,去茶室打牌。

  小史在背地里叫他“老鬼。”

  老郭既然是主要领导,当然就有理由什么事都不做。真正业务上的负责人是鹤浦一中的一位退休的语文教研组组长。他是方志和年鉴实际上的主编和终审,名叫冯延鹤。这是一个做事一丝不苟、性格古怪的小老头。

他有一种病态的洁癖。为照料办公室里的几盆兰花,为毫无必要地定期清理他的房间,耗去了太多的精力。他常年戴着一副洗得发白的蓝色袖套,因担心别人将细菌传给他,从不跟人握手。他又担心别人说话时会将唾沫星子溅到他脸上,因此按照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个向他汇报工作的下属走到他身边时,都必须自动后退两步,他才跟人家慢条斯理地说话。端午还曾为他写过一首诗,题为《鹤浦方志办的古尔德先生》。

  可惜他不会弹钢琴。

  冯延鹤对下属的业务能力很不信任。他从来不屑与端午说话。半年前,趁着一年中最为空闲的夏秋之交,他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到会议室,见样学样地搞了几次“集体学习”。他从鹤浦师范学院请来了一位研究古汉语的副教授,说是要给大家补一补古文字方面的课。没有人把这种小学生过家家似的学习当回事。第一次上课,就有超过一半的人趴在桌上睡大觉。冯延鹤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他中断了教授的讲课,亲自走过去,把正在睡觉的人一一推醒,然后,他随手在小黑板上写下了一组古代的人名,诸如伍员、皋陶、郦食其、万俟卨之类,向在场的每一个人宣布说:如果有人全部正确地读出这些人名,那么他现在就可以回家睡觉,而且以后也无须参加这一类的集中学习……

  在小史的竭力怂恿和推搡之下,在恶作剧的掌声之中,谭端午浑浑噩噩地站了起来,忐忑不安地把黑板上的那些名字读了一边。他读完了之后,全场鸦雀无声。只有小史低声地对他表达了自己愚蠢的担忧:

  “亲爱的,我怎么觉得你把每个人的名字都念错了呀?”

  当冯延鹤宣布端午全对,并询问他毕业于哪个大学时,小史的脸红得像发了情的鸡冠,恼羞成怒地在他的胳膊上狠狠地拧了一下。

  虽然端午获得了立刻离开会议室的权利,可他并不打算将它兑现,而是颇为谦恭地缩在会议室的一个角落里,乖巧地望着他的领导。这就给了冯延鹤一个错觉,误以为他是一个谦虚好学、要求上进的好青年,并从此对他关爱有加。

  当然,通过这一次的集体学习,冯延鹤也确立了自己毋庸置疑的绝对权威。仿佛握有别人案底似的,可以一劳永逸地从下属们自惭形秽的银行中,支取稳定的利息。

  其实冯延鹤十分健谈,也喜欢下围棋。虽说他自称是业余三段,可谭端午以业余初段的棋力,想要故意卖个破绽输给他,都要颇费一番脑筋。有一次,下完棋复盘的时候,冯老头让他“无所顾忌,直言无隐”地谈一谈对方志办工作的看法。端午头脑一热,就大发了一通牢骚,并认为方志办根本没有必要存在,应予以取缔。

  冯延鹤皱起了眉头。他建议端午好好地去读一读《庄子》。因为“凡事都是一个‘混沌’,它禁不住刨根问底”。他给端午讲了一番勿必、勿我、勿固、勿执的大道理,随后,冯老头他开始大段引用庄子的语录。什么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啦;什么醉者坠车,虽疾不死啦;什么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啦,诸如此类。

  尽管端午是中文系毕业的,对他的那些话也听得似懂非懂。但最后那句话,他听得十分清晰,而且悄悄地将它记在了心里:

  “无用者无忧,泛若不系之舟。你只有先成为一个无用的人,才能最终成为你自己。”

  

  冯老头六十多岁了,可记忆力却十分强健。每次端午去闲聊,老冯都要跟自己谈上半天的《庄子》。奇怪的是,每次所引用的内容都不一样,绝少重复。这样一来,不到半年,他等于是将《庄子》重读了一遍。

  依照端午的观察,尽管他嘴上说得好听,张口闭口不离《庄子》,可圣贤的那些话对他做人的修养,却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效用。这也是让端午感到绝望的地方。下棋的时候,每当端午吃掉他三五个子,要将死子从棋盘中提去的时候,冯老头就会本能地去抓端午的手,不让他动,好像是挖了他心肝似的。至于悔棋,更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在食堂打饭,端午借了他两块五毛钱的菜票,冯老头两个月之后竟然还记得催他还钱。

  不过,端午还是很喜欢这个精瘦的小老头。

  他隔三差五地不去上班,躲在家里读书,写诗或干脆睡大觉,冯延鹤从来不闻不问。而郭主任因为常常要去找小史谈理想,嫌他碍手碍脚,因此对他的无故旷工,也乐得视而不见。即便是碰到负责考勤的副主任来查岗,小史只要替他撒个谎,事情就对付过去了。

  每年的年终考评,端午竟然都是“优秀”。

  久而久之,在县志办,端午渐渐就成了一个地位十分特殊的人物。在这个恶性竞争搞得每个人都灵魂出窍的时代里,端午当然有理由为自己置身于这个社会之外而感到自得。

  

  11

  谭端午走进那座灰色的砖楼,正碰上小史和老鬼从楼上下来。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看来他们正打算去天天渔港吃刀鱼。老鬼拿着手机,正和什么人通话,端午就有了不和他打招呼的借口。小史却可怜巴巴地望着他,眼睛中露出了猎物落入陷阱时的那种恐惧的清光,仿佛在无声地央求他一块儿去。

  这当然是不现实的。

  上楼的时候,端午又回过头去打量了小史一眼。他发现,至少从她颀长而性感的背影来看,老鬼不惜花费巨资,请她去品尝刚刚上市的刀鱼,还是有些道理的。

  他没有去资料科的办公室,而是径直去了二楼的总编室。

  冯延鹤站在书架前,一边哼着小曲,一边将书架上那些厚重的书籍取下来,用湿抹布小心地拭去灰尘。他听不清冯老头呜噜呜噜哼着什么曲子,反正十分难听就是了。似乎是淮剧,仔细一听又像是沪剧或扬剧,可当他走近了才发现,原来他们领导唱的,竟然是“洪湖水浪打浪”。

  端午担心吓着他,就轻轻地咳嗽了一声。没想到,还是把冯老头吓得直打哆嗦。

  “鬼呀!一点声音都没有。吓我一跳!”冯老头将手里的抹布向他挥了挥,“你先坐。我这里一会儿就完事。”

  他将最后几本书仔仔细细地擦干净了,不紧不慢地将抹布放在脸盆的清水里搓洗,然后平平整整地将它摊在窗台上去晒。他在放了一个婉转的响屁之后,端起脸盆,拿了一块肥皂,去了盥洗室。

  冯老头做事自有他刻板的节奏,不允许有丝毫的苟且和纷乱。但在端午看来,这也未尝不是强迫症的某种症候。

  “你是抽烟的吧?”冯延鹤拉开抽屉,从里边拿出两条装在塑料袋里的“苏烟”,推到端午的面前,“拿去抽。我不懂烟,也不晓得这烟好不好。”

  “您这是干吗?这怎么好意思?”端午慌忙道。

  “我们都是南方人,你也就别跟我您您的!听了让人别扭。庄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藏,这烟也是旁人送我的,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不过呢,烟你也不能白抽,得帮我点小忙。”

  冯延鹤笑了笑,将茶缸里泡着的假牙拿出来,甩了甩水,塞到了瘪塌塌的嘴里,猛地一下,那张脸又恢复了往常的尊严。端午忽然明白过来,刚才冯老头唱歌跑调,除了天生的五音不全之外,大概也与他没带假牙有关。

  “是不是最近又写诗了?”端午一脸茫然地望着他的领导。

  他想起冯延鹤曾经给过他几首古体诗,请他帮忙介绍出去发表。那些诗在好几家诗刊社转了一圈,最后又给退了回来。最后,端午只得求徐吉士帮忙,后者从中任意挑出两首,替他登在了《鹤浦晚报》的娱乐版上。

  “最近可没心思弄那玩意。不如这样,我们先去吃饭。最近刀鱼刚刚上市,我听说,人民路上有家天天渔港……”

  “不了不了。我昨晚一宿没睡。现在就想找个地方躺下来睡一觉。”端午不得不打断了他的话。他担心,假如他们真的去了天天渔港,就有撞见老鬼和小史的危险。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冯老头想了想,笑道,“是这样的,我呢,在乡下有一个儿子,去世好几年了。几天前呢,我那儿媳妇带着我那小孙女找到城里来了。我知道她们大老远来找我,准是没什么好事。果然。孙女去年小学毕业,成绩在班上不说太好吧,也在十名之内,排名在她后面的好几个人,都上了重点中学,我那孙女呢,竟被分到了一个野鸡学校。这倒也不去说它了,没想到上学第一天,她就被学校高年级的几个捣蛋鬼带到操场边的树林里,将她身上的几个零用钱都摸了去。你说什么事啊!我那小孙女平常胆子就小,经这么一吓,就再也不敢去上学了。我那儿媳妇,就带着她找到鹤浦来了,让我无论如何,在鹤浦一中替她想想办法——”

“你原来不就是从鹤浦一中出来的吗?”端午不解地问道。

  “问题就在这。”冯老头苦笑了一下,又接着道,“都以为我是鹤浦一中出来的,还当过语文教研组组长,如今呢,不管真的假的,又被返聘到市政府工作,好像我有什么通天的能耐!其实呢,你知道的,我有个屁办法!鹤浦一中的校长是新调来的小年青,我觍着这张老脸,去找他求情,你晓得那畜生跟我说什么?他说,你也是做教师的出身,竟如此为老不尊,带头坏了学校的风气。倘若人人都像你这样,还谈什么公平公正?谈什么教书育人、师道师德、和谐社会?这畜生,呸!也配跟我谈师德!从他嘴里冒出来的排比句,刀刀见血,扎得我浑身上下都是血窟窿。后来就有那晓事的跟我说:这事也怨不得校长,找他通门路的条子,装了满满一抽屉,他也没得办法。这事要能成,你这张老脸没用,非得有狠人出面不可。”

  说完,冯延鹤眼巴巴地看着端午。

  端午被他盯得莫名其妙,尴尬地低了头,不无讥讽地对老冯道:“你看我这样一个人,够得上你说的‘狠人’的级别吗?”

  “这个我自然清楚。”冯延鹤忙道,“你跟我一样,都是这个社会的绝缘体,百无一用。不过,若是尊夫人肯出面帮忙,打个招呼,也就一两句话的事。”

  “要说狠人吧,她平常在家,对我倒是挺狠的。”端午其实已经提前知道,冯老头要说什么了,甚至也知道他会以怎样的方式去说。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勉强笑道:“她不过是一个律师,你让她跟谁去打招呼?”

  冯延鹤的眼神飘忽不定,渐渐地就生出一丝同情来。他的眉毛轻轻往上一挑,笑道:“你懂的!”

  他没有说出口的话,有太多的皱褶需要展开。像松松垮垮堆在腹部的脂肪,藏污纳垢。仿佛他略过不提的那个名字,是一个人人都该明了的平常典故。笑容像冷猪油一样凝结在端午的脸上。

  这一类的话端午倒也不是第一次听说。徐吉士曾收到过一封蹊跷的读者来信,写信人指名道姓地检举家玉为了让儿子进入鹤浦实验学校,“用金钱或金钱以外的特殊方式”,向教育局的侯局长行贿。这封信当然被吉士压了下来。不过,同样的话,被这个成天嚷嚷着“修德就贤,居于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的冯延鹤暗示出来,似乎更为秽亵。端午不免惭怒交加,没有理会冯延鹤递过来的饼干桶。

  略微定了定神,端午还是故作轻松地向他的上司表示,他可以给家玉往北京打个电话。

  试试看。

  片刻的沉默过后,冯延鹤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问他是在他办公室睡一会儿,还是回资料室去睡?

  这个问题,倒是很容易回答的。

  

  回到资料科的办公室,端午拉上窗帘,将几张椅子拼在一起,在脑袋底下垫了两本年鉴,躺了下来。可他一分钟也没能睡着。满脑子都是家玉一丝不挂的样子。

  他想起了那年在华联百货再次见到她的情景。那时,她的一只手,插在别人的口袋里,脑袋撒娇般地靠在那人肩头,在一种静静的甜蜜中,打量着玻璃柜中琳琅满目的珠宝。她的脸比以前红润了一些。马尾辫上扎着一条翠绿色的丝绸缎带。她身边的那个男人,长得十分彪悍,即便是背影,也让人不寒而栗。他们也许正在挑选结婚用的戒指。男人搂着她,手里举着一枚铂金戒指,在灯光下细细地察看。家玉忽然就僵住不动了。她从墙上的一块巨大的方镜中看见了端午,惊愕地张大了嘴。然后,那个男人缓缓地转过身来,也看到了他。他的块头那么大,而家玉的身体却是那么单薄。

  一种他所谙熟的怜惜之感攥住了他的心。

  端午看着镜子中的那张脸,看着她那疑惑、明亮而惊骇的眼神,同时也看到了命运的玄奥、诡秘和壮丽。

  他装出没认出她的样子,迅速转过身去,消失在了自动扶梯旁拥挤的人流中。

  在以后的婚姻生活中,夫妻二人对这个邂逅的场景很少提及。端午还是忍不住会让自己的回忆一次次停留在那个时刻。因为正是在那一时刻,他的世界再次发生了重要的倾斜、错乱乃至颠倒。其实,不论是庞家玉,还是从前那个羞怯的李秀蓉,他都谈不上什么了解。前者因为熟悉而正在一天天变得陌生起来,而后者,则在他的脑子里蜕变为一个虚幻的暗影……

  

  一阵劣质香水的气息,飘浮在午后滞重的寂静之中。他知道,小史回来了。她捏他的鼻子。歪着脑袋,望着他笑。

  她告诉他,单位又发食用油了,她刚才路过工会,帮端午也领了一桶。

  “怎么样?全身而退?”端午从椅子上坐起来,对她道。

  他让小史赶紧去把窗帘拉开。要是老郭冷不防闯进来,感觉就有点暧昧。

  “暧昧一点怕什么?”小史咧着嘴傻笑,“反正你老婆也不在家。”

  这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傻丫头。喜欢跟他逗闷子。她跟端午几乎无话不谈。比如,在一次关于伟哥是否有用的争论中,小史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得意地向端午炫耀说,她的第二个男朋友,绰号叫“小钢炮”的,因为服用伟哥过量,一个晚上与她“亲热”的次数,竟达六次之多。她这样说,多少有点让人心惊肉跳,从而生出不太健康的遐想。虽说她有口无心,但这一类的谈笑,使本来轻松无害的调情,有了腐败变质的危险。

  “怎么这么高兴?不会是老郭又给了你什么新的许诺了吧?”

  “你还别说。”小史已经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手里举着一面小圆镜,正在补妆。镜子反射出一个圆圆的光斑,在墙上跳动着。她侧了一下脸,又抿了抿红红的嘴唇,接着道:“我问老鬼能不能借钱给我开饭店,他说,可以考虑考虑。”

  “你要真的能把饭店开起来,我就辞职跟你去端盘子,怎么样?”

  “端盘子这样的事,哪舍得叫你去做?”小史道,“不如跟我合伙吧。你出一半的钱,坐地分赃怎么样?我在大市街还真的看中了一间店面,月租金只有四千多一点儿。我想把它盘下来,可以先开一家鱼餐厅,你晓得我爸爸……”

  “端盘子还可以接受,”端午打断了她的话,笑道,“合伙当老板就算了吧。”

  “那有什么分别吗?”

  “这年头,做个小老板,基本上跟判无期徒刑差不多啊。”

  “那你在这个单位死耗着,就不是无期徒刑啊?”

  “那不一样,”端午成心逗她,“至少,从理论上说,我还是自由的,可以随时辞职啊。”

  “你是说,从一所监狱,跑到另一所监狱?”

  端午一时语塞,倒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反驳她。她能说出这样的话,证明小史或许也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傻。

  自从来方志办上班的第一天,小史就嚷嚷着要在鹤浦开一家饭馆。这是她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她的家在江边的渔业巷。父亲是个打鱼的,每天出没于长江的风波浪尖之上。如果能开一家餐厅,至少鱼是不用发愁的。开饭店的念头,在她的心里扎了根,成了她的一块心病。她曾发誓赌咒般地对端午说,如果哪位有钱人愿意给她的饭店投资,她就毫不犹豫地嫁给他。可在端午看来,她显然把这当中的逻辑关系弄反了。因为,对于有钱人来说,“嫁给他”,早已不是一种恩惠,反而成了一种威胁。而且,嫁给一位有钱人,要比在鹤浦开一家饭馆困难得多。

  “噢,对了,冯老头今天早上那么着急上火地找你,到底是什么事?”小史剪完了指甲,用指甲刀的反面挫着手指的棱角,不时地用嘴吹一下。

  “一个老鬼还不够你烦的吗?别管这么多闲事行不行?”端午沉下脸来,语调多少有点生硬。他抓起电话,让楼下的“永和豆浆”店给他送外卖。

  包子。油条。还有豆浆。

  “你说冯老头那个人,这么大岁数了,真能干出那样的事来?”半晌,小史又道。

  端午一愣,转过身去,吃惊地望着她:

  “你是说什么事?”

  “妈的,你也有好奇心!是不是?”小史冷笑道,目光有点锋利。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看他病恹恹的,连撒泡尿都费劲,真不信还能生出儿子来。”

  端午被他一激,终于没好意思再问。不过,他对于正在单位风传的那些闲言碎语,也并非没有耳闻。

  12

  转眼间就到了六月中旬。阳光并不是很炽烈,太阳被云层和烟霾遮住了。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张曝光过度的底片。空气污染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直视太阳而不必担心被它灼伤。

  天气仍然又闷又热。

  大概正是麦收时节,郊区的农民将麦秸秆烧成灰做肥料。烟雾裹挟着尘埃,笼罩着伯先公园,犹如一张巨大的毯子,悬停在旱冰场的上空。伯先公园内仅有的鸟类,乌鸦和麻雀,在肮脏的空气中飞来飞去,坚忍不拔地啁啾。蝉鸣倒是格外地吵闹,在散发着阵阵腥臭的人工湖畔的树林里响成了一片。

  假如是在冬天,每当西伯利亚的寒流越过蒙古草原和江淮平原,驱散了鹤浦化工厂那肮脏的空气,扫荡着数不清的灰尘、烟霾和悬浮物,送来清冽的寒风,伯先公园的天空将会重新变得高远,将会重现绿宝石般的质地。

  现在是夏天,他能指望的,只有天空滚过的雷声和不期而至的暴风雨。暴雨过后,烙铁般的火烧云会将西山衬得轮廓分明,近在咫尺,仿佛触手可及。

  在那个时刻,即便站在自己卧室的阳台上,端午都能看见山上被行人踩得白白的小径,看见上山烧香拜佛的老人。

  每当这个时候,端午总会贪婪地呼吸。仿佛长久憋在水中的泳者,抬头到水面上换气。他的内心,会涌现出一种感激的洪流——那是一种他习以为常的偷生之感,既羞愧,又令人庆幸。

  

  这天傍晚,儿子从学校放学回来,一进门就对他说,他们的班主任鲍老师想请他去学校做一次演讲。

  “这么说,你们的班主任也知道我?”沉睡在他心底的虚荣心,再度苏醒,泛滥,令他感觉良好。

  “那当然!”儿子此刻已经把佐助脚上的铁链子解了下来。他让鹦鹉趴在自己的肩头,轻轻地拍打着他那绿松石一般的羽毛,“是暴君亲口对我说的。”

  他们的班主任姓鲍,学生们都管她叫暴君。

  “那么,什么时间呢?还有,你们老师让我讲什么题目?”端午想搂住儿子亲一下,却引起了佐助的嫉妒心,它的尖喙毫不犹豫地啄向端午的手背。

  “这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给暴君打个电话问问?”有一种亮晶晶的光芒,在儿子的眼中飞快地闪了一下。

  可若若并不知道鲍老师的手机,他只记得办公室的电话。

  因担心老师们下班,端午犹豫了半天,还是决定往办公室打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个老头。他说鲍老师正在隔壁的会议室,给参加全省奥林匹克竞赛的队员们作报告。不过,他还是决定去隔壁叫她。

  “您哪位?”鲍老师的声音冷冰冰的,为自己的报告被打断而露出明显不悦的口气。

  “我是谭良若的家长,我叫——”

  “您有什么事?”她的声音明显更为严厉,而且不客气地打断了端午的自我介绍。这清楚地表明,她对他的名字没有什么兴趣。

  端午的心猛地往下一沉,不由得回过头去,打量起自己的儿子来。若若此刻正在用一种崇敬而期盼的目光望着他。他的眼珠黑黑的,亮亮的,眼神中半是畏葸,半是狡狯。端午只得硬着头皮和暴君周旋。一心盼望着,尽快结束与她的通话。

  “没有哇,我们何曾请你来演讲……这孩子,没影子的事,怎么能胡编乱造?再说了,现在学校都快放假了,我这边又要忙着送孩子去南京比赛,没有时间安排你来演讲。我忙得,唉,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不过——”

  “大概是孩子弄错了。”这一次轮到端午打断他的话了,“那就算了吧。鲍老师,再见。”

  “哎,你等等——”在电话的那一端,暴君试图阻止他挂断电话。与此同时,她的声音也变得稍微柔和一些了:

  “你孩子无端说谎,这可不是小事!这学期,我们的确邀请了几位家长来学校演讲,可那都是成功人士。你不在被邀请之列,也许你儿子会觉得受到了冷落。他希望你到学校来露露脸,这可以理解,但不能无中生有。我明天会找他来办公室谈话。如果有必要,他还得写检查。关于这一点,希望家长配合我们。不过,虽然我们事实上没打算请你来讲演,既然您自告奋勇地打来了电话,我们倒不妨给你安排一场演讲。我想问一问,你是学什么的?”

  尽管端午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既羞愧又愤懑,但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正在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儿子的班主任。他必须克制自己,忘掉他那个自命不凡的自我,忘掉这个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

  “我是学文学的。”他嗫嚅道。同时,他龇牙咧嘴,使得整个脸部的肌肉彻底变形,借此自我解嘲,缓解压力。

  “我的意思是,你能讲什么?您来给孩子们讲讲童话怎么样?等等,让我再想想,孩子们都喜欢张晓风和郑渊洁,你选一个,给孩子们谈谈你的阅读体会可以吗?喂,可以吗?那就这么定了。明天上午十点半,我把我的一节语文课让给你。因为要准备期末考试,我们只能给你一节课的时间。”

  “可是,我,鲍老师,本来——”

  “您就别谦虚了。明天上午见。我这里正忙着呢,对不起,我先挂了。”

  

  晚上,庞家玉打来电话检查儿子的家庭作业,并让他在电话中背一下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端午跟她说了第二天要去学校演讲的事。

  “那多好啊!”家玉兴奋地对他喊道,“你终于肯出山了。太好了。正好借机与鲍老师沟通沟通。几次开家长会,你都不肯去。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太好了。颜颜的爸爸刚去过,他是个大画家,上星期去讲过人物素描;淘淘的爸爸是工商银行的副行长,刚开学的时候,他就去学校作了一个关于如何使压岁钱增值的报告;丫丫的爸爸是博物馆的馆长,他将孩子们带到博物馆参观,给他们讲解青铜器;露露的爸爸是国资委的……哎,他们请你去讲什么呀?不会是诗歌吧?这至少说明,你还是有点影响的,是不是?”

  端午只得将傍晚与鲍老师通电话时极为尴尬的情景,向家玉说了一遍。

  他不想去。因为这种自己找上门去的感觉太过恶劣。更何况,他既不喜欢张晓风,也不喜欢郑渊洁。没什么道理。就是反感。他们的作品,他连一个字也没读过。家玉半天没说话,她在想什么,端午并不清楚。过了好一会儿,他听见妻子轻轻地叹了口气,对他说:

  “你这个人太敏感了。这个社会什么都需要,唯独不需要敏感。要想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你必须让自己的神经系统变得像钢筋一样粗。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不要老想着你的那点面子,那点自尊心。它像个气球一样,鼓得很大,其实弱不禁风,一捅就破。既然鲍老师跟你说定了讲演的时间,你得去。无论如何都得去。俗话说,宁可得罪十君子,不能得罪一小人,宁可得罪十个小人,也不能得罪孩子的班主任。学期快要结束了,今年上半年的礼还没送,我担心等我回来,学校大概早已放假了。趁着明天去演讲,你快想一想,给老师带点什么礼物好?”

  庞家玉提到了几个化妆品的名字。CD。兰蔻。古奇和香奈儿。可她又担心,像鲍老师那样死抱住韩国品牌不放的人,不一定能知道这些化妆品的真正价值。既然鲍老师那里要送,数学老师和英语老师也不能怠慢。否则的话,万一穿了帮,就不好办了。可数学老师是个男的,送他香水和化妆品,显然不合适。所以,还没等端午发表什么意见,家玉自己就把香水方案否决了。

  那么,送加油卡又如何呢?

  鲍老师开着一辆“奇瑞”,送加油卡倒是挺合适的。可问题是,另外两个人是否开车却不很清楚。如果他们没车,加油卡还得设法变现,这等于是给人家添了一堆麻烦。他们心里一烦,礼物也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所以,这个方案也不太可行。当然,直接送钱也不太好。因为,在这三位老师之中,假如有一位道德感尚未最终泯灭(家玉补充说,这样的可能性事实上很小),那么,在面对赤裸裸的金钱时,总会或多或少地有一点犯罪感……

  家玉提出了她的最终方案:去家乐福超市购买三张购物卡,每张卡充值1500。

“家乐福超市九点钟要关门,你得赶紧去。如果你放下电话就打车去的话,应当还来得及。”

  既然端午已打定主意不去家乐福,也不打算给暴君他们带什么礼品(因为假如是那样的话,演讲反而就变成了一个送礼的借口,这是他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就爽爽快快地答应了她。

  吃过晚饭,他开始在互联网上搜索张晓风和郑渊洁的作品。儿子竟然不用人督促,自己就去洗了个澡。还把自己最喜欢的SNOOPY图案的T恤衫从衣柜中翻了出来,穿在了身上,对着镜子,梳了半天的头。

  好像第二天要去学校演讲的,正是他本人。

  端午的感受正好相反。他在某种意义上正在变成瘦弱的儿子。想象着儿子对这个世界所抱有的小小希望和好奇心,像泡沫那么璀璨而珍贵,他只能徒劳地期望这些泡沫,至少晚一点碎裂。

  当他坐在电脑前苦读张晓风的作品时,儿子早已歪在床边睡着了。他张着嘴,鼾声应和着海顿四重奏的节奏,使一种神秘的寂静,从潮湿而闷热的夜色中析离出来。他忽然有些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代就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说法。海顿的音乐再好听,也比不上儿子在黑暗中绵延的呼吸让他沉醉。

  他觉得自己为儿子付出的所有的煎熬、辛劳乃至屈辱,都是值得的。

  这样一想,就连张晓风或郑渊洁的文字,仿佛也陡然变得亲切起来,不像他原先想象的那般不可卒读。

  直到海顿的那首《日出》放完,端午才意识到,自己在床边看了他多久。

  

  第二天上午,下起了小雨。他乘坐16路公共汽车来到儿子的学校,在门口接受保安礼貌而又严格的询问和检查。

  这其间,绿珠给他发来了一条短信,约他在一个名叫“荼靡花事”的地方见面。他听徐吉士说起过这个地方,可从来没去过。他简单地回复了一个“好”字,就把手机关了。

  沿着空荡荡的走廊,端午探头探脑地来到了六年级五班的教室门口。鲍老师正在给学生训话。她梳着齐耳短发,脖子又细又长,可脸上的下颌部居然叠着三层下巴。时间已经过了11点。他站在教室门口,透过窗户,目光依次扫过学生们的脸。在最后一排的墙角里,他发现了自己的儿子。若若也在第一时间看见了他。为了让父亲看见自己,若若从座位上猛地直起身子,可是他担心这一举动遭到老师的责骂,又迟疑地坐了下去。

  他的脸,被前排的一个高个子女生挡住了。

  鲍老师终于讲完了话,从教室里走了出来,严肃地将端午从头看到脚,眼神就有点疑惑。她还是冲他点了点头,轻轻地说了声:“开始吧。”然后,就抱着她的那台笔记本电脑,回办公室去了。

  教室里一片静穆。因为意识到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端午临时决定将自己精心准备的不乏幽默的开场白省去,开始给学生讲课。

  儿子若若突然像箭一般地冲上了讲台,把他的父亲吓了一跳。

  原来是黑板没擦。

  端午转过身,看见黑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英文单词。若若的个子还太小,就算他把脚踮起来,他的手也只能够到黑板一半的高度。端午朝他走过去,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句,“爸爸来吧”,可若若不让。他坚持要替父亲擦完黑板。够不到的地方,他就跳起来。端午的心头忽然一热,差一点坠下老泪。他知道,孩子是为自己感到骄傲。可若若还不知道的是,他为父亲感到骄傲的那些理由,在当今的社会中已经迅速地贬值。“诗人”这个称号,已变得多少有点让人难以启齿了。

  在讲课的过程中,他望见儿子一直在笑。他不时得意地打量着周围的同学们,揣摩着他们对父亲讲课的反应。他不时地将身体侧向过道的一边,以便让父亲能够看到他——可在讲课的过程中,端午根本不敢去看他。

  他的心里沉甸甸的。

  等到他终于讲完了课,走到教室外的走廊里,发现鲍老师已经在那儿等他了。端午有些回忆不起来,刚才在他讲课的时候,鲍老师是否一直站在窗外,远远透过窗户,注视着教室内的一举一动。鲍老师说,因为这次演讲是临时安排的,不在学校的计划之内,她无法说服财务科给他支付报酬,不过:

  “我刚刚出版了一本小书,你就留着它做个纪念吧。”她把书递给端午,端午赶紧夸张地道谢并佯装欣喜。

  书名挺吓人的:《通向哈佛的阶梯》。

  雨忽然下大了。

  鲍老师又问他,有没有时间听她“汇报”一下孩子最近的表现。鲍老师原本打算请他去办公室谈,端午将手机向她晃了一下,抱歉地对她说,他约了一个朋友,恐怕没有多少时间了。事实上也是如此,绿珠一连发了六个短信来催他。

  “你见过驴拉磨吗?”鲍老师对他的推脱未予理会,忽然笑着问他。

  “没有啊。”端午不解地答道。

  即便这会儿没有短信过来,他还是不时地查看手机的屏幕,故意显出心不在焉的样子。

  “我的意思是说,你知道为什么驴在拉磨的时候,我们通常要给它蒙上眼睛?”

  “不知道啊。不过,为什么呢?”

  “首先,你给驴子蒙上眼睛,他在拉磨时就不会犯晕。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其次,蒙上了眼睛,驴子在工作中就更为专注,一旦眼睛蒙上了,它会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拉磨上,就不会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在原地打转。这样,驴子的工作就更有效率。你晓得的,一旦驴子发现自己是在重复地做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它马上就会厌倦的。而蒙上了眼睛,它会误以为它在走向通往未来的富有意义的道路。只要它愿意,它甚至会任意地想象沿途的风景:山啦,河流啦,花花草草啦……”

  端午发现,鲍老师的嘴角两侧各有一团唾沫,挤成两个圆圆的小球。浮在嘴角,但就是不掉下来。而且,据他观察,她的脖子特别地细长。也就是说,假如有人要去掐它,很适合把握。

  他揣摩鲍老师的意思,是不是在暗示自己,也要像对付拉磨的驴子那样,把孩子们的眼睛蒙上?可又不敢问。

  好在鲍老师马上就向他解释说,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比喻而已。也许不很贴切。但随后,她又自相矛盾地补充说,不仅仅是孩子,其实我们做大人的,眼睛也应该蒙上。

  

  13

  “荼靡花事”是一家私人会所,位于丁家巷僻静的旧街上,由一座古老的庭院改建而成,大门正对着运河。店名大概是取《红楼梦》中“开到荼靡花事了”之意。

  大雨将街上的垃圾冲到了河中,废纸、泡沫塑料、矿泉水的瓶子、数不清的各色垃圾,汇聚成了一个移动的白色的浮岛。河水的腥臭中仍然有一股烧焦轮胎的橡胶味。不过,雨中的这个庭院,仍有一种颓废的岑寂之美。

  “荼靡花事”几个字,刻在一块象牙白的木板上。字体是红色的。极细。门前的檐廊下,有一缸睡莲,柔嫩的叶片刚刚浮出水面。花缸边上,搁着一个黑色的伞桶。墙角还有一丛正在开花的紫薇。院中的青石板,让雨水浇得锃亮。

  庭院的左侧是一座小巧的石拱桥,通往西院。过了季的迎春花垂下长长的枝蔓,几乎将矮矮的桥栏完全遮住了。店中没有什么客人,一个身穿旗袍的姑娘替他打着伞,领他穿过石桥,走过一个别致的小天井。

  她看见绿珠正趴在二楼的窗槛上向他招手。

  绿珠今天穿着一件收腰的棉质白衬衫——领口滚着暗花,衣襟处有略带皱褶的饰边,下身是一条深蓝色的丝质长裙。看上去,多了几分令他陌生的端庄。那张精致而白皙的脸,也比以前略显丰满,添了一点妩媚之色。端午还是第一次这么近地打量她。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喜欢她过去的那副随心所欲的慵懒样子。

  桌上有一盆烤多春鱼,一块鹅肝。几片面包装在精致的小竹篮里。桌子中央有一个青花的香碟,插着一支印度香,香头红红的。袅袅上升的淡淡香气,很容易让人一下子静下来。

  “怎么,你要出远门吗?”端午瞅见她身边的墙角里,有一个深黑色的尼龙登山包,便立刻问她。

  “和姨父老弟闹翻了。”绿珠纤细的手指捏着一只柠檬片,将汁挤在多春鱼上。桌上的一瓶白葡萄酒已喝了差不多一半。“我们昨晚大吵一架。我以后再也不回那里去了。”

“是不是因为,姨父老弟对你动手动脚?”

  本想开个玩笑,可话一出口,端午就后悔了。刚见面坐定,就和她开这样的玩笑,不免给人以某种轻浮之感。好在绿珠不以为意,她冷冷地笑了一声,给端午斟上酒,然后端起杯子,抿了一口,道:“他的伪装,甚至没能保持24小时。”

  端午听出她话中有话,就不敢再接话。朋友间的秘密,总让他畏惧。可绿珠既然开了口,她是没有任何忌讳的:

  “跟你说说也无所谓。从雷音寺的僧房里遇见他和姨妈,到他在火车上要搞我,前后不到24小时。我晚上起来解手,他就把我堵在了厕所里。我谎称自己来了例假,他说他不一定非要从那儿进去。我说我不喜欢乱伦的感觉,他说那种感觉其实是很奇妙的。还说什么,越是不被允许的,就越让人销魂。我就只得提醒他,如果我大声叫喊起来并报警的话,火车上的乘警,是不会认得他这个董事长的……”

  “这个地方真不错。”端午环顾了一下这个幽寂的房间,有意换个话题,“树荫把窗子都遮住了。要是雨再大一点,似乎更有味道。”

  “这是鹤浦最美的地方。”绿珠果然丢下了关于姨父老弟的恐怖故事,忧悒地笑了笑,喃喃道,“深秋时更好。迟桂花的香气酽酽的,能把你的心熏得飘飘欲仙。完全可以和西湖的满觉陇相媲美。人在那种气氛下,就觉得立刻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的。我常常来这儿喝茶,读点闲书,听听琵琶,往往一坐就是一个下午。”

  “你打算去哪儿?回泰州老家吗?”

  “去你家呀!”绿珠用挑逗的目光望着他,“你老婆不是去北京学习了吗?”

  他以为绿珠是在开玩笑。可她那目含秋水的眼睛一直死盯着他,似乎是期待着他有所表示。端午感觉到自己心房的马达正在持续地轰鸣。身上的某个部位肿胀欲裂。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她很快就要回来了。当然,我家也不是不能住。但这,不是什么长久之计。”他的声音很轻,带着让他自己都感到厌腻的羞怯。

  “我不会白住的。”绿珠不依不饶。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她更加露骨地对他说,“你也用不着假装不想跟我搞。”

  “这地方,还真是不错。”端午再次环顾了一下房间。

  “这话刚才你已经说过一遍了。”绿珠诡谲地笑了笑,提醒他。

  端午脸憋得通红,有些不知所措。他将那本被雨水淋得湿乎乎的《通向哈佛的阶梯》朝他晃了晃,正打算换个话题,跟她说说去儿子学校演讲的事,手机滴滴地响了两声。

  有人给他发来了一条短信。

  端午飞快地溜了一眼,脸色就有些慌乱。当然,绿珠也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中。

  “老婆来的吧?”

  “不不,不是。”端午忙道,“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逗你玩的啦。你放心好了。我才不会住到你家去呢!”绿珠咯咯地笑个不停,给他的盘子里夹了一条多春鱼,“刚才我已经打电话订好了一家酒店,你不用担心。我最不喜欢你们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帮人。畏首畏尾,却又工于心计。脑子里一刻不停地转着的,都是肮脏的欲念,可偏偏要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社会就是被你们这样的人给搞坏的。”

  穿旗袍的女服务员来上菜,端午就问她洗手间在哪儿。

  “在楼下的花园边上,我这就领你去。”服务员朝他嫣然一笑,声音极轻,听上去竟然也有几分暧昧。

  端午从洗手间出来,回到楼上,看见桌上的酒瓶已经空了。绿珠正在吃药。她将抗忧郁的药片小心翼翼地抖在瓶盖里,数了数,又从里边捡出一粒,仍放回瓶中,然后就着杯中的一点葡萄酒,一仰脖子就吞了下去。不一会儿的工夫,她几乎完全变了个人,就像阳光在草地上突然投下的一片云影,笼了一片灰暗的阴翳。

  “我现在就靠它活着。”绿珠的眼神有点迷离,“早晨吃完药后,就一心盼着五六个小时的间隔赶紧过去。”

  “为什么?”

  “好再吃第二次啊。这药和毒品没什么两样。”

  “你吸过吗?”

  “什么?”

  “毒品啊。”

  “海洛因之类的,我没试过。”绿珠点了一根香烟,“我只吸过大麻,两三次而已。没什么瘾的。”

  “有没有想过试着练练瑜伽?”端午道。

  “练过。瑜伽,静坐,泡温泉,包括什么饥饿疗法,我都试过,没什么用。”

  “我听说有一个日本人,用行为矫正的方法治疗忧郁症。”

  “你说的是森田正马?我试过两个月,确实有点效果。但我没耐心,坚持不下去。我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比如说,有一步,你是万万不能跨出去的。跨出去再想收回来,那就难了。我本来也和其他的人一样,假装什么都看不见,安全地把自己的一生打发掉。”

  “蒙上眼睛?”

  “对,蒙上眼睛。”

  绿珠的话,听上去多少有点令人费解。端午几次想问她,所谓的第一步,是怎么跨出去的?在泰州那样的小地方,她与她的父母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最后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好奇心。

  他对她其实并不了解。仅仅是在江边的大堤上散过一次步,发过五六封Email。如此而已。有过一两次,绿珠把她写的诗发给端午看,都十分幼稚。

  雨似乎已经停了。不时有水珠从桂花树上滚落,重重地砸在地面的青石板上,每一声都那么的沉。

  “以后打算怎么办?毕竟,你不能一辈子呆在酒店里吧?”端午心事重重地看着她,语调中的冷漠和敷衍连他自己都听得出来。

  “这个我不知道。”绿珠说,“每天早上我从床上醒来,直到依靠安眠药的作用昏沉沉地睡过去。脑子里一直摆脱不掉一个念头。”

  “什么样的念头?”

  “你知道的。”

  绿珠的声音轻得让人几乎听不到,就如一声叹息。她的目光既哀矜,又充满挑逗。端午误以为她说的是性,其实他想岔了。

  “当我把最好的和最不好的死法,全部都想过一遍之后,才会安静下来。不过,我是不会自杀的。最好的死法,就是走在大街上,走在阳光下,走着,走着,脚一软,随随便便倒在路边的什么地方,倒在垃圾桶边上,眼睛一闭,就算完事。”

  “那么,最不好的死是什么?”

  “死在医院里。”绿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你的气管被切开了。里面插满了管子,食物通过鼻子流进胃脏。每隔半小时,让人吸一次痰。大小便失禁 ——哦,那是一定的。可问题是,你的意识还是清醒的。你知道你的亲人,哪怕是最亲的所谓亲人,耐心也是有限度的。最糟糕的,当漂亮的女护士给你插尿管的时候,模糊的欲望竟然还能使它勃起……”

  “喂,我说你能不能不用‘你’这个词?”端午笑着提醒她。

  “对不起。我说的不是你,而是我父亲。他当时只有四十三岁。我把他那温热的大便从长满褥疮的股沟之间用纸包起来,握在手里,它就像一段刚刚出炉的烤肠。尽管我愿意自己死上一百次,换回他的生命,但说实话,在那一刻,我心里其实在盼着他早点死掉。”

  绿珠忽然不吱声了。

  她那白得发青的脖子扭向窗外,回过头来,目光迅速地扫过端午的脸。眼睛中的疑惑和惊骇很快变成了燃烧的愤怒。

  端午看见小顾和陈守仁各自拿着一把伞,站在楼下的天井里,正朝楼上望。他们身边还站着一个司机。

  “是你告诉他们我在这儿的,是不是?”

  绿珠的嘴角浮现出一丝怪异的笑容。

  “你刚才接到一个短信,竟然骗我说是天气预报!那时候你已经打定了主意出卖我,是不是?然后你就去了洗手间,你他妈的站在小便池上,一只手忙着手淫,一只手给陈守仁打电话,是不是?你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出卖我,是不是?我甚至已经把你看成是朋友,看成是大哥哥,你心里很清楚。陈守仁是一坨什么样的狗屎,他是个什么东西,你心里很清楚。可是,你还是决定要出卖我,是不是?”

  绿珠开始了呕吐,把刚刚吃下去的还没有来得及消化的药丸都吐了出来。端午赶紧去扶住她,一边帮她捶背,一边手忙脚乱地从纸盒里取餐巾纸,替她擦嘴。绿珠的脸靠在他肩头。在呕吐物的刺鼻气味中,仍有一缕淡淡的香水味。她脸上的肌肤凉凉的,像绸缎那样光滑。她轻声地朝端午笑了笑,“可你还是想搞我,是不是?最好是我自己扑上去,你不用担任何心事,甚至还可以半推半就,是不是?”

小顾已经上了楼。她将绿珠像婴儿般地搂在怀里,哭道:“珠啊,就为这几句话的事,你就闹成这样!从早上四点到现在,你姨父连饭都没顾上吃一口,人都急疯了呀!珠啊,有话我们回去慢慢说,好不好?”

  绿珠根本不搭理她。她一动不动地看着端午。一缕乱发飘散在额前,泪水无声地流过脸颊:

  “你已经忘了在Email里跟我说过的话了吗?你这个犹大!你连西门庆都不如。西门庆乱搞女人,至少还有情有义,你呢?最多一个应伯爵,连陈守仁都不如。还有脸谈什么西比尔的笼子,什么艾略特,什么枯草的歌唱,水流石上的轻响,什么画眉鸟隐隐在松林里高歌,淅沥淅沥,沥沥沥,沥你妈个头!陈守仁至少还有勇气作恶,你连这点勇气都没有。一个漂浮在海上死去多年烂得不能再烂的水母!跟在人家后面拣点吃剩的残渣。什么‘命运注定了我们要同舟共济’,你妈放屁!”

  小顾和司机一边一个,架着绿珠下楼,可她仍不时地扭过头来冲着端午大骂。两个穿旗袍的侍者傻傻地站在楼梯口,其中的一个用手遮住了嘴。脸上、心里都在笑。

  “这丫头,有点不太好弄。”守仁望着她,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由于他带着宽大的墨镜,端午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

  “不是跟你们说好,让我慢慢劝她回去,你们不要出面的吗?怎么还是心急火燎地赶了过来?”端午一脸木然。

  “嗨,小顾的性子,你又不是不晓得。她甚至已经通知了公安局和刑警大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担心绿珠要是出了鹤浦的地界,这辈子怕是再也找不回来了。一得着你的信儿,就像房子着了火,拦都拦不住啊!”守仁用餐巾纸将登山包上的呕吐物擦掉,将它背在背上,对端午一晃脑袋,示意他下楼。

  “到底因为什么事?你们又闹成这样。”

  “请你说话注意用词,好不好?不是又。”守仁字斟句酌地纠正他,“其实这丫头一直跟我们处得挺好。以前我们从没吵过架。唉,这事,一时也说不清,我以后再找机会给你慢慢解释。”

  他们来到了楼下的院子里,他看见小顾和司机怎么也无法将绿珠弄到车上去。她拼命地用手捶打着车窗的玻璃。

  “这车的玻璃,别说是用拳头,就是用锤子砸,也砸不碎。”守仁嘿嘿地笑了两声,朝门口站着的两个穿制服的小伙子努努嘴。他们立即会意,赶紧过去帮忙。

  “这么一折腾,你这个青年导师的形象,可算是彻底破产啦。至少,犹大这个恶名,你这辈子就别想洗清啦。这丫头倔得很。”

  过了一会儿,守仁又笑着对他小声道:“你也真是的,跟她吹什么牛不好,偏偏要谈艾略特!我提醒你,你这可是班门弄斧啊!这屁丫头,能把《荒原》从头背到尾,不论是查良铮版、赵萝蕤版,还是裘小龙版,都能一字不落,你信不信?”

  端午的脑子里空空的。他还在想着绿珠生气时的样子。仿佛从她眼睛里不断涌出的不是泪水,而是她的整个的灵魂。他的心有点隐隐作痛。他看见那几个人已经将绿珠按在了汽车后排的坐垫上。她的双腿仍然在不停地乱踢乱蹬。手忙脚乱之中,蓝色的裙子被搅翻了。端午不经意中看到了白色的衬裙中露出的底裤。尽管只是短短的一瞬,他还是能够清楚地分辨出她大腿根部的肌肤,颜色要深一些。

  他赶紧转过身去。

  几个人已经成功地将绿珠塞进了车里。小顾褪下车窗玻璃,把脑袋伸出来,朝守仁喊了一声“鞋”。

  守仁在端午的肩上拍了一下,走到车边,捡起绿珠掉下来的那只红色半高跟皮鞋。看了看,又放在鼻子前嗅了嗅,随后打开车门,坐进了前排。

  凯迪拉克轰鸣着飞驰而去,溅起了一片泥浆。

  端午茫然若失地站在“荼靡花事”的檐廊下,手里还捏着那本鲍老师送给他的《通往哈佛的阶梯》。

  他经过运河边的街角,顺手将它扔进了一个苍蝇乱飞的垃圾桶里。

  

  14

  需要提请有关方面注意:如果我有一天被杀,凶手一定是张有德。

  

  月亮下的金钱,从来未使忙碌的人类有过片刻的安宁。

  

  老实人总吃亏。

  

  幸福是最易腐败的食物,它不值一文。

  

  我们其实不是在生活。连一分钟也没有。我们是在忙于准备生活而成天提心吊胆。

  

  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

  

  15

  这是哥哥王元庆在最近给他的一封信上所写的话。

  每隔一段时间,元庆就会给他寄来一封信。这些文字用小楷抄在一张宣纸信笺上。竖写。字迹隽秀,一笔不苟。虽说文字之间缺乏应有的逻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哥哥目前思想的悸动。端午凭借这些警句格言式的疯话,也能对哥哥的精神病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进行判断和监控。

  他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元庆的父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次群体性械斗事件中,失足坠崖而死。关于事件的细节,端午所知不多。据母亲说,元庆的父亲是一个聪明绝顶的木匠,话不多,一生中说过的话,加起来还不如她一个晚上说得多。出事前不久,他给村里的一户人家打了一张婚床,同时,给另一户人家打了一副棺材。按照迷信的说法,这被认为犯了忌。

  王元庆继承了父亲的聪慧和沉默寡言,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让人有点不解的是,他的秉性中的异想天开和行为乖张,竟然与谭功达如出一辙。他们毕竟没有血缘关系,而且,元庆与谭功达也并无太多的接触(后者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母亲将这一切都归咎于上天的安排。这使她更有理由日夜诅咒那个阴魂不散的疯子,并一直拒绝在清明节给他上坟扫墓。

  元庆多少有点戏剧性的经历,足以列入地方志的《奇人传》。可事实上,端午对哥哥了解甚少。

  在寂静而漫长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拖油瓶”这个绰号一直跟他如影随形,如音随身。直至被另一个绰号彻底覆盖,那就是“天才”。全县作文竞赛一等奖的证书,让母亲高兴不起来,反而让她忧心忡忡。在高二那一年,他所写的一个独幕剧,被梅城县锡剧团搬上了舞台,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可元庆不久以后就因肝炎辍学了。

  母亲在他病愈后,让他跟一个瘸腿的福建裁缝学习缝纫。梅城中学的教导主任三番五次地光顾他的裁缝铺。他可不是来找元庆量身裁衣的,而是希望劝说他重返校园。因为根据他刚刚掌握的小道消息,中断了10年之久的全国高考,将在1977年恢复。他甚至向母亲暗示,要将自己最漂亮的二女儿嫁给元庆,以换取她同意元庆参加高考的允诺。见识短浅的母亲当然不为所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元庆作为一名裁缝的名望,已经开始给她带来数额不小且相当稳定的收入。母亲当时最大的梦想,就是盼望大儿子有朝一日将裁缝铺从福建瘸子的手里盘过来,自立门户。很快,福建瘸子就“很识趣”地因心肌梗塞而猝死。可哥哥也随之对裁缝这一行当失去了原有的兴趣。

  他开始和县城里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用自己改装的短波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和邓丽君。有的时候,一连数天夜不归宿。后来,他干脆在众人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公安机关将他们的那个自以为是的“秘密组织”一举破获,把他从南京押回梅城。

  母亲还得透过那个“死鬼”谭功达的生前好友,去相关部门疏通关节,最后勉强使元庆“免于处置”。

  当时,元庆的第一首诗已在《青春》杂志发表。这首诗在端午读书的那所中学悄悄地流传,附带着也使端午异想天开的写诗冲动,变得新鲜而迫切。他们同住一个屋檐下,但兄弟俩很少交谈。王元庆那洞悉一切的清澈目光,也很少在弟弟身上停留。因此,他无从得知谭端午对他深入骨髓的崇拜。也无从知道,弟弟在暗中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刻意模仿。

  1981年,端午考取了上海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母亲一高兴,就有点犯糊涂。她问元庆,能不能抽时间,陪伴端午去上海的学校报到。上海那么大,端午又从未出过远门,她担心他一下火车,就会被人贩子拐跑。元庆倒也没有明确拒绝,而是竖起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尖,像个小流氓似的向母亲步步逼近。他向前迈一步,母亲就向后退一步。

什么?你是说我?让我?让我陪他?去上海?

  一连串的疑问句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他性格中的褊狭和强烈的嫉妒心,终于露出了苗头。

  有一年放暑假,端午从上海回到了梅城。哥哥正为他的长诗被编辑退回一事愤愤不平,就低声下气地将蜡印的诗稿拿给弟弟,请他提提意见。端午粗粗地翻阅一遍,很不恰当地直话直说:

  “不怪编辑。写得很差。确实不值得发表。你写的那些东西,确实,怎么说呢?已经过时了。”

  “是这样吗?这么说,我已经不行了?确实不行了吗?”

  这句话不是当着端午的面说的,而是来自于隔壁洗手间。他一边撒尿,一边发出令人担心的喃喃低语。

  从那以后,他日复一日地望着天花板,一言不发。王元庆急剧的衰老速度,一度甚至超过了母亲。端午不假思索地说出的这番话,对元庆的打击超过了他的预料。他甚至不再跟端午说话。等到母亲终于弄清了兄弟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用哀求的眼神迫使端午改口,对那首长诗重新估价,“反正说两句好话,又不用花什么力气”。端午违心地使用了“杰作”、“伟大”或“空前绝后”一类的字眼,但已为时太晚。

  九十年代中后期,元庆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发迹史。他依靠倒卖钢材起家,在梅城拥有了自己的成衣公司和一栋酒楼。随后他开始涉足印刷和水泥业。公司总部也搬到了鹤浦的窦庄。他每年捐给学校和慈善机构的款项,动辄数百万,可从来没有给过端午一分钱。用元庆的话来说,那是出于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这话怎么听,都有点不太入耳。

  后来,他遇到了四川人张有德。两人合伙,把窦庄对面的村庄和大片土地整个盘了下来。这个村庄名叫花家舍。南边临湖,北边就是凤凰岭,原本是一个大庄子,可近年来,随着青壮年外出打工,这个地方日益变得荒凉而破败。两个人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将它租了下来,打算将它建成一个与世隔绝的独立王国。

  元庆与合伙人对重建花家舍这个项目一拍即合。可是,在制订独立王国未来蓝图并设计它的功能的时候,两个人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分歧,甚至连项目名称都无法达成一致。合伙人醉心于水上游乐项目,一心想打造依山傍水的高档别墅区,或者干脆开发娱乐业。原则只有一个:来钱快。他从四川招来了大批的川妹子,有意将花家舍改造为一个合法而隐蔽的销金窟。张有德还给这个项目取了一个名字,就叫伊甸园。

  元庆更倾向于“花家舍公社”这个名称。至于这个“公社”未来是个什么样子,元庆秘而不宣,端午也无从知晓。有一天晚上,一家人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吃饭。元庆张口闭口不离花家舍。说起花家舍“大庇天下寒士”的宏伟远景,新婚的家玉不客气地打断了大伯子的话,笑道:“你眼前就有两个穷光蛋在这儿摆着,什么时候也顺便庇护一下子?”元庆自然没有接话。

  哥哥和张有德终于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凡是张有德坚持的,哥哥就坚决反对。反过来,也是一样。元庆的身边,也渐渐地聚起了一班人马,都是当年“秘密组织”的骨干。当时,这些人大都潦倒、失意,满足于在老田主持的《鹤浦文艺》上发表一些“豆腐干”文章,换点稿费贴补家用,对于金钱没有什么抵抗力。他们很快被张有德悉数收编,对哥哥反戈一击,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元庆终于想到了弟弟。他曾找端午谈过一次,劝他离开地方志办公室,跟他去花家舍“主持教育”,助他一臂之力。端午敷衍说,他要好好考虑一下,实际上也是一种委婉的拒绝。

  元庆似乎并不把他与张有德的分歧放在眼里。他先后去了安徽的凤阳、河南的新乡和江阴的华西,进行了几个月的考察,结果让他大失所望。他对于挂羊头卖狗肉一类的勾当深恶痛绝。最后,他在日本的岩手县,终于找到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公社范本。当他从日本回来,兴致勃勃地向合伙人展示他所拍摄的照片时,后者已经在考虑如何说服元庆撤资了。

  张有德已找到了新的投资人。在哥哥云游四方的同时,花家舍的拆迁事实上已经开始了。甚至,从新加坡请来的设计师已经画出了施工草图。四川人暗示哥哥撤资,但没有什么效果。只得委婉地请出鹤浦市政府的一位秘书长,向哥哥明确摊牌。王元庆当然一口回绝。他连夜找到了刚刚拿到律师执照的庞家玉,请她担任自己的法律顾问,并商量提起诉讼。

  眼见得事情越闹越大,张有德便在鹤浦最豪华的“芙蓉楼”请元庆吃了一顿晚饭,履行“仁至义尽”的最后一个环节。两个人最终还是不欢而散。家玉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了那次晚宴。四川人在饭桌上的一番劝慰之词,日后成了庞家玉在训斥自己丈夫时随时引用的口头禅:

  “老兄,你可以和我作对。没关系。但请你记住,不要和整个时代作对!”

  接下来不久,一连串的怪事相继发生。

  在戒备森严的公司总部,三个来历不明的黑衣人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冲进了哥哥的办公室,打断了他的两根肋骨,迫使他在医院住了四个月。

  他收到一封装有猎枪子弹的恐吓信。

  紧接着,王元庆莫名其妙地遭到了公安机关的逮捕,虽说两天后被公安机关以“抓错了人”为由平安释放。

  元庆从看守所出来的当天晚上,就给合伙人张有德发了一封Email,诚恳地向对方表示,因为“资金周转”及身体方面的原因,他宣布退出花家舍项目。而张有德甚至都懒得去掩饰自己作为幕后指使人的角色。他的回信既张狂又露骨,只有短短的四个字:

  

  早该如此。

  

  据说,公安局的一位警员在送元庆走出看守所大门时,曾微笑着告诫他:放你出去,是为你好。你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我知道你们这些人是怎么起家的。每个人都是有原罪的。原罪你懂不懂?不是能不能抓你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抓你的问题。你人模狗样,牛逼哄哄,其实算个屌。你想让我们道歉,门儿都没有。公安机关向谁道过歉?你脑子进水了。只要我们想查,你就是有问题的。这一次没问题,不等于说下次也没有问题。好好想想。

  

  哥哥的最后一笔投资后来成了人们长时间谈论的话题。他看中了鹤浦南郊“城市山林”附近的一块地。他集中了几乎所有的资金,与鹤浦市政府和红十字会合作,在那儿新建了一所现代化的精神病治疗中心。他认为,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精神病人将会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将他的中心塞得满满当当的。

  事实证明,他最后的这一决策,颇有预见性。精神病治疗中心落成的同时,他本人就不失时机地发了病,成了这所设施齐全的治疗中心所收治的第一个病人。

  16

  早晨起来,端午给若若煮了两个粽子,一个咸鸭蛋。粽子和鸭蛋是母亲昨天特地让小魏送来的,满满一篮子。小魏还带来了一些艾草和菖蒲,让他插在门上辟邪。母亲亲手缝制的一双绣有“王”字图案的老虎鞋,显然太小了,儿子就用它来装了硬币。

  家玉明天就要从北京回来了。若若一连几天都显得很兴奋。他在出了家门之后,又把门打开,将他那小小的脑袋从门里伸了进来,祝端午生日快乐。

  端午去单位打了个晃,随后就悄悄地溜出了市府大院。他搭乘24路公共汽车至京畿街,然后换乘特3路环城观光专线,前往南郊的招隐寺公园。他要去那里的精神病治疗中心探望哥哥。

  公园南门外有一个巨大的露天古董市场。地摊上摆着数不清的玉雕、手镯、瓷碗、铜炉、字画以及旧书。卖家和买家都知道,那些东西全是假的,可并不妨碍生意的兴隆火爆。

  穿过古董市场往东,是古运河的一段废弃的航道。那里彩旗飘飘,人声鼎沸。“咚咚”的锣鼓声震得地动山摇。大概是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龙舟竞渡。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当身后的鼓声渐渐地听不见了,端午在路边看到了治疗中心的那个被刻意漆成的绿色指示木牌。

  在夹竹桃的树林中,一条柏油马路沿着山体蜿蜒而上,在百十米开外的地方,消失在蓊蓊郁郁的密林之中。山路的右侧是一条深达数丈的山涧。由于正逢雨季,层层叠叠的溪水从乱石和倒伏的枯树中奔泻而出,发出巨大的喧响。燕子在涧底来回穿梭,都是黑色的。这一代最有名的白燕,如今已难得一见。高大的树木一度遮住了天空,浓荫间透出铜钱大小跃动的光斑。山涧上偶尔可以看见一两座朽坏的木桥,覆满了厚厚的青苔。

涧流的另一侧,有一道锈迹斑斑的铁丝网,在葱绿的树木和盛开的夹竹桃掩翼之下,很不容易分辨。只有当写有“军事重地,严禁翻越”的牌子出现在视野之内,才会提醒人注意到对面驻军的存在。不过,军分区的营房同样隐伏在密林深处。能够看见的,是山顶上矗立着的雷达站。

  除了两个挎着竹篮,头戴绿色方巾的老妇人向他兜售香料之外,端午在这条山路上竟然没有遇见一个游客。山林中有一种神秘的墓园般的寂静。

  最近两三年来,随着这片山林被划入了国家森林公园的地盘,这一带成了鹤浦和邻近地区有钱人的集中居住区。数不清的楼盘和私家别墅,挤满了山脚的每一个角落。随着附近的几家钢铁厂、焦化厂和纸浆厂迅速完成了搬迁,南郊也从一个污染重灾区,一夜之间变成了“负氧离子”的同义语,变成了鹤浦童叟皆知的“城市之肺”,变成了原生态宜居的“六朝遗梦”。

  每次到这里来探访兄长,端午的心里都会时不时涌现出一股不可遏制的羡慕之情。当然,其中也夹杂着对哥哥毫无保留的敬佩。元庆为自己挑选地方的天才眼光,足以与军分区首长相媲美。他所看中的窦庄,当初只是一处散发着恶臭的蚊蝇滋生地,如今早已成了高档楼盘的代名词,甚至吸引了不少上海和南京的富商;他对南郊的发现,比起一般社会公众,几乎提前了整整十年。

  在他神经系统行将崩溃的前夕,他做出了一生中最后一个正确的决定:将自己合法地安置在风光绮丽的山林深处,不受任何打扰地安度余生。在他头脑还算清晰的那些日子里,他一反常态地与市政府签订了一份协议,并对协议的内容字斟句酌。家玉参与了协议制订的全过程,对哥哥的神秘动机颇费猜测。在这份荒唐而古怪的协议中,将近四千万的投资完全不要任何回报,就连市政府的官员都觉得不可思议,以至于在签字之前,他们反过来“好心地”提醒他慎重考虑。

  元庆的唯一要求,就是在疗养院给他留个单间。以便“万一哪天得了精神病之后,可以入院治疗”。按照协议,他拥有这个房间五十年的使用权;在他入院后,他将得到免费治疗以及一切相应的照料;即便他本人强烈要求出院,院方亦不得同意。

  “这等于说,你哥哥用三四千万替自己买了一个监狱,怎么回事?”

  那些日子,家玉一直心事重重地对端午念叨着这句话。这件事,已经怪诞到像是霍桑小说中的情节了。等到哥哥真的发了疯,再回过头去琢磨那份协议,倒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地方。元庆不过是提前预知了日后的患病,并为自己安排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容身之地,如此而已。

  他的发疯令母亲悲痛欲绝。联想到哥哥在所谓的花家舍项目上所受到一连串打击,端午不甚唏嘘。家玉却冷漠地将元庆的发病,归因于他的神经系统过于脆弱。多少有点助纣为虐的口吻,让端午颇感不悦。

  穿过一排低矮的松树林,一段深红色的石墙出现在眼前。铸铁的大门两侧各有一块门牌。左边的一块是新加上去的,同样白底黑字:

  

  鹤浦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

  

  大门敞开着,院内停着一辆警车。岗亭边的保安无所事事,正在和两位病人家属聊天。他从一位身穿阿玛尼T恤的小伙子手中接过香烟,一个劲儿地向他摆手:“没有床位。等着住院的病人已排到三百多名。什么人都进不来了,除非是市里挂号的三无病人……”

  端午从大门进去的时候,没有人让他登记或查看证件。

  哥哥住在紧挨着职工宿舍区的一栋小楼里。端午必须穿过收治重症病人的第二病区,以及女病人集中的第四病区。树荫底下的长椅上,三三两两地坐着的,都是正在沉思的病人。他们不约而同地抬头打量自己,促使端午加快了步伐,尽管遭到他们攻击的可能性很小。另外,他也担心,带给哥哥的一包粽子由于天太热而变了味儿。

  在第四病区的院子里,有一排桔黄色的露天健身器材。他看见几个医生和护士正在围捕一名赤身裸体的中年妇女。她绕着健身器材,与医生们捉起了迷藏。护士手里拿着一件斜纹布的套头衫,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不住地用手捶打着胸脯,对她喊道:“你儿子没死,等着你去喂奶呢。”

  那妇女一听,将信将疑地站住了。她托起沉甸甸的乳房,轻轻地往外一挤,一股乳汁猛地滋了出来。

  哥哥住在一座白色三层小楼的底层,屋外还有一个二十平方米左右的小院。院子的围墙上爬满了扁豆藤、丝瓜以及蓝色的牵牛花。房门半开着,一位清洁工正在替他清扫房间。她围着红色的塑料围裙,手臂上戴着黄色的橡胶手套,正在费力地拧着拖布。她告诉端午,王董事长刚出去了“没多一眨”。至于去了哪里,她也说不好。可能是到办公楼找周主任下棋去了。端午将手里的粽子放在进门口的电视柜上,随后就去了办公楼。

  哥哥没在那儿下棋。他绕过护士站的蓝色板房,远远地看见周主任正在住院部门口与两个警察握手道别。周主任很快也认出了他,示意他略等一会儿。他一直将客人送到林荫大道的下坡处,才返身往回走。

  周主任一脸沮丧地告诉端午,他几乎一夜没有合眼。昨天晚上,一病区有个人自杀了。他是个复员军人,是在去北京上访的途中被人拦住,直接送过来的。这样的事倒不是第一次发生。不过,什么人都往这儿送,也让他感到十分头疼。毕竟,这里不是监狱。

  “那么,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精神病?”端午问道。

  “这话叫我怎么个说法呢?从医生的立场来看的话呢,你就是到大街上随便拉个人来,让我们给他作诊断,你说他精神上一点毛病都没有,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的生存压力这么大,你是晓得的。人这个东西,其实脆弱得很。比方说,前些日子来了一个司机,家人说平常好好的,就是一天深夜开车,压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他以为是压了人,就发了病。

  “你哥哥当年建这所医院的时候,我是参与论证的。当时的设计床位六百个,很多人都反对,说太大,可现在怎么样呢?我们增加了三百个床位,还是远远不够。每天都有人往这里送条子,走关系,把各色各样的人往这里送。

  “可人既然送来了,我们也无权放他走。阿是?前天送来的这位老兄,他的抗拒和不合作,不出我们所料。正因为他的身份特殊,大夫们反而放松了警惕。他是用鞋带上吊的。不过,你哥哥倒是没什么事。”

  周主任苦笑着摇摇头,朝远处的一个树林指了指,说道:“他这会儿多半在开放病区打乒乓球呢。要不,我陪你去找他,阿好?”

  “不用了吧。我一会儿就得走。”端午赶紧道。

  “你哥哥的病,这个东西,叫我怎么个说法呢?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好的时候,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前儿个中午,他来找我下棋,让了我一个马和一个炮,还把我赢了呢。发病的时候呢,也还好,不瞎闹。就是有一点,他老是担心有人要谋害他。”

  “老母亲总担心他出意外,怕他吃不好。”

  “那就请老太太一千二百个放心,没得事,他不是一般的人。再说了,这座医院都是在他手里建起来的,我们会照顾好他的。在他神智清楚的时候,我这块有什么事委决不下,还找他商量呢。至于你说的意外,首先一点,自杀是不会的。他惜命得很。”

  端午也笑了起来。

  周主任笑呵呵地接着道:“他在食堂吃饭,都担心有人往他的饭菜里头下毒,这样的人怎么会自杀呢?至于说到其他的暴力行为,大不了就是乒乓球打输了,把球踩瘪了撒气。不碍事。他到这里也已经三四年了,从来没打过人。没什么大不了的。他的性格有点偏执,这个你是晓得的。”

  周主任要留他一起吃饭,见端午再三推辞,也就没再坚持。临走前,周主任叮嘱他,下次来探访的时候,最好多带几本字帖来。说王元庆最近迷上了书法。

  “他曾经认真地问过我,如果他从现在起就下狠心,每天练上五小时,十年后,他的书法造诣能不能超过王羲之?嘿嘿,这个人还是蛮有意思的,阿是啊?”

与周主任告别之后,端午没有按原路返回山下,而是像往常一样,经由家属区的一个侧门,穿过公园管理处的花圃,进入招隐寺公园。

  因为是端午节,窄窄的山道上挤满了去招隐寺焚香的人流。招隐寺的庙宇和宝塔已被修葺一新,耸立在山巅。远远看上去,就像是浮在绿色的烟树之上的虚幻之物。

  “听鹂山房”虽然还在原来的位置,但现在已经被改建成了一个三层楼的饭庄。有人在唱卡拉OK。尖利而嘈杂的《青藏高原》。因结尾的高音上不去,照例是一阵哄笑。

  门前的那处池塘似乎比原先小了很多。池塘四周的柳荫下,支着几顶太阳伞。一个大胖子光着上身坐在帆布椅上,一边抠着脚丫子,一边在那儿钓鱼。浑浊的水面上不时有鱼汛漾动。

  没有睡莲。

  

  端午呆呆地站在烈日之下,犹豫着要不要在饭庄里吃饭。

  他很快就离开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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